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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點弄不慣，和平反而使人心亂，像喝醉酒似的。看見青天上的飛機，知道我們儘管仰着臉欣賞它而不至於有炸彈落在頭上，單爲這一點便覺得它很可愛，冬天的樹，悽迷稀薄像淡黃的雲；自來水管子裏流出來的清水，電燈光，街頭的熱鬧，這些又是我們的了。第一，時間又是我們的了——白雲，黑夜，一年四季——我們暫時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瘋呢？就是因爲這種特殊的戰後精神狀態，一九二○年在歐洲號稱"發燒的一九二○年"。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脣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喫食店去問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喫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裏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肉，搶來的西裝，絨線衫，素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我們天天上城買東西，名爲買，其實不過是看看而已。從那時候起我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作一件消遣。——無怪大多數的女人樂此不疲。
香港重新發現了"喫"的喜悅。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了下流的，反常的。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爲，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喫食仍舊爲小黃餅所壟斷。漸漸有試驗性質的甜麪包，三角餅，形跡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學校教員，店夥，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
我們立在攤頭上喫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因爲沒有汽油，汽車行全改了喫食店，沒有一家綢緞鋪或藥房不兼賣糕餅。香港從來沒有這樣饞嘴過。宿舍裏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喫。
在這狂歡的氣氛裏，唯有喬納生孤單單站着，充滿了鄙夷和憤恨。喬納生也是個華僑同學，曾經加入志願軍上陣打過仗。他大衣裏只穿着一件翻領襯衫，臉色蒼白，一綹頭髮垂在眉間，有三分像詩人拜倫，就可惜是重傷風。喬納生知道九龍作戰的情形。他最氣的便是他們派兩個大學生出壕溝去把一個英國兵抬進來——"我們兩條命不抵他們一條。招兵的時候他們答應特別優待，讓我們歸我們自己的教授管轄，答應了全不算話！"他投筆從戎之際大約以爲戰爭是基督教青年會所組織的九龍遠足旅行。
休戰後我們在"大學堂臨時醫院"做看護。除了由各大醫院搬來的幾個普通病人，其餘大都是中流彈的苦力與被捕時受傷的乘火打劫者。有一個肺病患者比較有點錢，僱了另一個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採辦東西，穿着寬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滿街跑，院長認爲太不成體統了，大發脾氣，把二人都攆了出去。另有個病人將一卷繃帶，幾把手術刀叉，三條病院制服的褲子藏在褥單底下，被發覺了。
難得有那麼戲劇化的一剎那。病人的日子是修長得不耐煩的。上頭派下來叫他們揀米，除去裏面的沙石與稗子，因爲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在醫院裏，各個不同的創傷就代表了他們整個的個性。每天敷藥換棉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用溫柔的眼光注視新生的鮮肉，對之彷彿有一種創造性的愛。
他們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裏。從前那間房子充滿了喧譁——留聲機上唱着卡門麥蘭達的巴西情歌，學生們動不動就摔碗罵廚子。現在這裏躺着三十幾個沉默，煩躁，有臭氣的人，動不了腿，也動不了腦筋，因爲沒有思想的習慣。枕頭不夠用，將他們的牀推到柱子跟前，他們頭抵在柱子上，頸項與身體成九十度角。就這樣眼睜睜躺着，每天兩頓紅米飯，一頓幹，一頓稀。太陽照亮了玻璃門，玻璃上糊的防空紙條經過風吹雨打，已經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駁的白跡子像巫魔的小紙人，尤其在晚上，深藍的玻璃上現出奇形怪狀的小白魍魎的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