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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和音樂接觸，是八九歲時候，母親和姑姑剛回中國來，姑姑每天練習鋼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緊匝着絨線衫的窄袖子，大紅絨線裏絞着細銀絲。琴上的玻璃瓶裏常常有花開着。琴彈出來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並不是另一個世界，不過是牆上是掛着一面大鏡子，使這房間看上去更大一點，然而還是同樣的斯文雅緻的，裝着熱水汀的一個房間。
有時候我母親也立在姑姑背後，手按在她肩上，"拉拉拉拉"吊嗓子。我母親學唱，純粹因爲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於肺有益。無論什麼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而且她的發音一來就比鋼琴低半個音階，但是她總是抱歉地笑起來，有許多嬌媚的解釋。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葉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遠有飄墮的姿勢。
我總站在旁邊聽，其實我喜歡的並不是鋼琴而是那種空氣。我非常感動地說"真羨慕呀！我要彈得這麼好就好了！"於是大人們以爲我是罕有的懂得音樂的小孩，不能埋沒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學琴。母親說："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樣愛惜你的琴。"琴鍵一個個雪白，沒洗過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塊鸚歌綠絨布親自揩去上面的灰塵。我被帶到音樂會里，預先我母親再三告誡："絕對不可以出聲說話，不要讓人家罵中國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終沉默着，坐在位子上動也不動，也沒有睡着。休息十分鐘的時候，母親和姑姑竊竊議論一下紅頭髮的女人："紅頭髮真是使人爲難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紅色黃色都犯了衝，只有綠，紅頭髮穿綠，那的確……"在那燈光黃暗的廣廳裏，我找來找去看不見那紅頭髮的人，後來在汽車上一路想着，頭髮難道真有大紅的麼？很爲困惑。
以後我從來沒有自動地去聽過音樂會，就連在夏夜的公園裏，遠遠坐着不買票，享受露天音樂廳的交響樂，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國女人，寬大的面頰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時常誇獎我，容易激動的藍色大眼睛裏充滿了眼淚，抱着我的頭吻我。我客氣地微笑着，記着她吻在什麼地方，隔了一會才用手絹子去擦擦。到她家去總是我那老女傭領着我，我還不會說英文，不知怎樣地和她話說得很多，連老女傭也常常參加談話。有一個星期尾她到高橋游泳了回來，驕傲快樂地把衣領解開給我們看，粉紅的背上曬塌了皮，雖然已經隔了一天，還有興興轟轟的汗味太陽味。客室的牆壁上掛滿了暗沉沉的棕色舊地毯，安着綠漆紗門，每次出進都是她丈夫極有禮貌地替我們開門，我很矜持地，從來不向他看，因此幾年來始終不知道他長得是什麼樣子，似乎是不見天日的陰白的臉，他太太教琴養家，他不做什麼事。
後來我進了學校，學校裏的琴先生時常生氣，把琴譜往地上一摜，一掌打在手背上，把我的手橫掃到鋼琴蓋上去，砸得骨節震痛。越打我越偷懶，對於鋼琴完全失去了興趣，應當練琴的時候坐在琴背後的地板上看小說。琴先生結婚之後脾氣好了許多。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臉上——離着臉總有一寸遠。鬆鬆的包着一層白粉，她竟向我笑了，說："早！"但是我還是害怕，每次上課之前立在琴間門口等着鈴響，總是渾身發抖，想到浴室裏去一趟。
因爲已經下了幾年的工夫，彷彿投資開店，拿不出來了，棄之可惜，所以一直學了下去，然而後來到底不得不停止了。可是一方面繼續在學校裏住讀，常常要走過那座音樂館，許多小房間。許多人叮叮咚咚彈琴，紛紛的琴字有搖落、寥落的感覺，彷彿是黎明，下着雨，天永遠亮不起來了，空空的雨點打在洋鐵棚上，空得人心裏難受。彈琴的偶爾踩動下面的踏板，琴字連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過是大風把雨吹成了煙，風過處，又是滴滴搭搭稀稀朗朗的了。
彈着琴，又像在幾十層樓的大廈裏，急急走上僕人苦力推銷員所用的後樓梯，灰色水泥樓梯，黑鐵欄干，兩旁夾着灰色水泥牆壁，轉角處堆着紅洋鐵桶與冬天的沒有氣味的灰寒的垃圾。一路走上去，沒遇見一個人；在那陰風慘慘的高房子裏，只是往上走。
後來離鋼琴的苦難漸漸遠了，也還聽了一些交響樂，（大都是留聲機上的，因爲比較短）總嫌裏面慷慨激昂的演說腔太重。倒是比較喜歡十八世紀的宮廷音樂，那些精緻的Ｍｉｎｕｅｔ，尖手尖腳怕碰壞了什麼似的——的確那時候的歐洲人迷上了中國的磁器，連房間傢俱都用磁器來做，白地描金，非常細巧的椅子。我最喜歡的古典音樂家不是浪漫派的貝多芬或蕭邦，卻是較早的巴赫，巴赫的曲子並沒有宮樣的纖巧，沒有廟堂氣也沒有英雄氣，那裏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卻又得心應手；小木屋裏，牆上的掛鐘滴搭搖擺；從木碗裏喝羊奶；女人牽着裙子請安；綠草原上有思想着的牛羊與沒有思想的白雲彩；沉甸甸的喜悅大聲敲動像金色的結婚的鐘。如同勃郎寧的詩裏所說的："上帝在他的天庭裏，世間一切都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