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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編了一齣戲，裏面有個人拖兒帶女去投親，和親戚鬧翻了，他憤然跳起來道："我受不了這個。走！我們走！"他的妻哀懇道："走到哪兒去呢？"他把妻兒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樓上去！"——開飯的時候，一聲呼喚，他們就會下來的。中國人從《娜拉》一劇中學會了"出走"。無疑地，這瀟灑蒼涼的手勢給予一般中國青年極深的印象。報上這一類的尋人廣告是多得驚人："自汝於十二日晚九時不別而行，祖母臥牀不起，母舊疾復發，閤家終日以淚洗面。見報速回。"一樣是出走，怎樣是走到風地裏，接近日月山川，怎樣是走到樓上去呢？根據一般的見解，也許做花瓶是上樓，做太太是上樓，做夢是上樓，改編美國的《蝴蝶夢》是上樓，抄書是上樓，收集古鈔是上樓（收集現代貨幣大約就算下樓了），可也不能一概而論，事實的好處就在"例外"之豐富，幾乎沒有一個例子沒有個別分析的必要。其實，即使不過是從後樓走到前樓，換一換空氣，打開窗子來，另是一番風景，也不錯。但是無論如何，這一點很值得思索一下。我喜歡我那出戏裏這一段。
這出戏別的沒有什麼好處，但是很愉快，有悲哀，煩惱，吵嚷，但都是愉快的煩惱與吵嚷，還有一點：這至少是中國人的戲——而且是熱熱鬧鬧的普通人的戲。如果現在是在哪一家戲院裏演着的話，我一定要想法子勸您去看的。可就是不知什麼時候才演得成。現在就擬起廣告來，未免太早了吧？到那一天——如果有那一天的話——讀者已經忘得乾乾淨淨，失去了廣告的效力。
過陰曆年之前就編起來了。拿去給柯靈先生看。結構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真是感謝柯靈先生的指教，一次一次的改，現在我想是好得多了。但是編完了之後，又覺得茫然。據說現在鬧着嚴重的劇本荒。也許的確是缺乏劇本——缺乏曹禹來不及寫的劇本。無名者的作品恐怕還是多餘的。我不相信這裏有壟斷情形，但是多少有點壁壘森嚴。若叫我挾着原稿找到各大劇團的經理室裏挨戶兜售，未嘗不是正當的辦法，但聽說這在中國是行不通的，非得有人從中介紹不可。我真不知道怎樣進行纔好。
先把劇本印出來，也是一個辦法，或者可以引起他們的注意。可是，說句寒傖的話，如果有誰改編改得手滑，把我的戲也編了進去呢？這話似乎是小氣得可笑，而且自以爲"希奇弗煞"，然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卻也情有可原。一個人，戀戀於自己的字句與思想，不免流於慳吝，但也是常情吧！我還記得，第一次看見香港的海的時候，聯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藍的海。後來在一本英文書上看見同樣的譬喻。作者說：可以把婆羅洲的海剪下來當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爲那藍色藍得如此的濃而呆。——發現自己所說的話早已讓人說過了，說得比自己好呢，使人爽然若失，說得還不及自己呢，那更傷心了。
這是一層。況且，戲是給人演的，不是給人讀的。寫了戲，總希望做戲的一個個渡口生人氣給它，讓它活過來，在舞臺上。人家總想着，寫小說的人，編出戲來必定是能讀不能演的。我應當怎樣去克服這成見呢？
寫文章是比較簡單的事，思想通過鉛字，直接與讀者接觸，編戲就不然了，內中牽涉到無數我所不明白的紛歧複雜的力量。得到了我所信任尊重的導演和演員，還有"天時、地利、人和"種種問題，不能想，越想心裏越亂了。
沿街的房子，樓底下不免嘈雜一點。總不能爲了這個躲上樓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