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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五十五留侯世家，記載圯上老人授書張良的故事，甚爲生動：“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至，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老人與良約會三次。第一次平明爲期，平明就是天剛亮，語義相當含糊，天亮到什麼程度纔算是平明，本難確定。“東方未明”是一階段，“東方未晞”，又是一階段，等到東方天際泛魚肚色則又是一階段。良平明往，未落日出之後，就不算是遲到。老人發什麼脾氣？說什麼“與老人期”之倚老賣老的話？第二次約，時間更不明確，只說早一點去。良雞鳴往，“雞既鳴矣”，就是天明以前的一剎那，事實上已經提早到達，還嫌太晚。第三次良夜未半往，夜未半即是午夜以前，這一次才滿老人意。既然如此，爲什麼不早明說，雖然這是老人有意測驗年輕人的耐性，但也不必這樣蠻不講理的折磨人。有人問我，假如遇見這樣的一個老人作何感想，我說我願效禪師的說法：“大喝一聲，一棒打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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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石公的故事是神話。不過守時卻是古往今來文明社會共有的一個重要的道德信念。遠古的時候問題簡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本沒有精確的時間觀念，而且人與人要約的事恐怕也不太多。《易·繫辭》所謂“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失爲大家在時間上共立的一個標準，晚近的廟會市集，也還各有其約定俗成的時期規格。自從有了漏刻，分晝夜爲百刻，一天之內纔算有正確時間可資遵循。周有挈壺氏，自唐至清有挈壺正，是專管時間的官員。沙漏較晚，制在元朝。到了近年，也還有放午炮之說。現代的準確計時之器，如鐘錶之類，則是明季的舶來品，“明萬曆二十八年，大西洋人利瑪竇來獻自鳴鐘”（《續通考·樂考》），嗣後自鳴鐘在國內就大行其道。我小時候在三貝子花園暢觀樓內，尚及見清朝洋人所貢各式各樣的自鳴鐘，金光燦爛，洋洋大觀。在民間幾乎家家案上正中央都有一架自鳴鐘，用一把鑰匙上弦，晝夜按時刻叮叮哨哨的響。外國人家牆上常見的鷓鴣鍾，一隻小鳥從一個小門跳出來報時，在國內尚比較少見。好像我們老一輩的中國人特別喜愛鐘錶，除了背心上特縫好幾個小衣袋專放懷錶之外，比較富裕人家牆上還常有一個硬木螺鈿玻璃門的表櫃，裏面掛着二三十隻形形色色的表，金的、銀的、景泰藍的、悶殼的，甚至背面殼裏藏有活動祕戲圖的，非如此不足以饜其收藏癖。至於如今的手錶（實際是腕錶）則高官大賈以至販夫走卒無不備有一隻了。
普遍的有了計時的工具，若是大家不知守時，又有何用？普通的衙門機關之類都定有辦公時間，假如說是八點開始，到時候去看看，就會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大抵較低級的人員比較最守時，雖然其中難免有幾位忙着在辦事桌上喫豆漿油條。首長及高級人員大概就姍姍來遲了，他們還有一套理由，只有到了十點左右辦稿擬稿逐層旅行的公文才能到達他們手裏，早去了沒有用。至於下班的時間，則大家多半知道守時，眼巴巴地望着時鐘，誰也不甘落後。
和民衆接觸最頻繁的莫過於銀行郵局，可是在門前逡巡好久，進門燒頭炷香的顧客不見得立刻就能受理，往往還要佇候一陣子，因爲櫃檯後面的先生小姐可能很忙，忙着打開保險櫃，忙着搬運文件，忙着清理卡片，忙着數鈔票，忙着調整戳印，甚至於忙着泡茶，在在都需要時間。顧客們要少安毋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