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隙碎筆　3 (第8/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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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這類事，必具三方當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謂之“兩難選擇者”；B——敵人；C——自己人。演算的結果是：大家都害怕處於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於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說，B不可以放過A嗎？但那樣的話，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從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來，替下你所擔心的那個可能成爲叛徒的人嗎？但那樣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見，A的位置他們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則毫不猶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慮。是的，都怕，A的位置這才鞏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來是這樣，他們不過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給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給了A去承擔，然後，一方備下了屠刀、酷刑和株連，一方備下了讚美，或永生的懲罰。

二十三

大家心裏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卻又一齊製造了它，這不荒唐嗎？因此，很久以來我就想爲這樣的叛徒說句話。就算對那兩難的選擇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問一問：他到底錯在了哪兒？他不該一腔熱血而做出了他年輕時的選擇嗎？他不該接受一項有可能被敵人抓去的工作嗎？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該再想活下去嗎？或者，他就應該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應該置無辜的親人於不顧，而單去保住自己的名節，或單要保護某些同他一樣承諾了責任的“自己人”嗎？

我真是找不出像樣的回答。但我不由地總是想：有什麼理由使一個人處於如此境地？就因爲他要反對某種不合理（說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現實，就應該處於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嗎？

我認真地爲這樣的事尋找理由，唯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僅危及了C，還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個事業。然而，倘這事業求勝的方法與敵人求勝的方法並無根本不同，將如何證明和保證它與它所反對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於是我又想起了聖雄甘地的話：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種方法。這話也可引申爲：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說：人道存在於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樹立人道，又怎麼能反對不人道？

二十四

這真正是一道難題：敵人不會因爲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虛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鞏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視了人道，你就等於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壯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壓迫的最大遺患是壓迫的複製。“自己人”萬勿使這難題更難吧。以牙還牙的怪圈如能有一個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發現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們的發現，肯定不單是因爲骨頭硬，更是因爲對萬千獨具心流更加貼近的關懷，對人道更爲深徹的思索，對目的更清醒的認識。這樣的勇敢，不僅要對着敵人，也要對着自己，不僅靠骨頭，更要靠智慧。當然，說到底是因爲：不是爲了坐江山，而是爲了爭自由。

電視中正在播放連續劇《太平天國》。洪秀全不勇敢？但他還是要坐江山。楊秀清不勇敢？可他總是借天父之口說自己的話。天國將士不勇敢嗎，可爲什麼萬千心流匯爲沉默？“天國”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過是“天王”手中的一張牌。那神曾長了一張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衆祭拜，人嘴如若不軌，王必率衆誅之，而那虛假的信仰一旦揭開，內裏仍不過一場權力之爭，一切轟轟烈烈立刻沒了根基。

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