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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住到七號來，事實上是因爲大夫護士們都同情我。因爲我還這麼年輕，因爲我是自費醫療，因爲大夫護士都已經明白我這病的前景極爲不妙，還因爲我愛讀書——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大夫護士們尤爲喜愛一個愛讀書的孩子。他們都還把我當孩子。他們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隊。護士長好幾次在我母親面前誇我，最後總是說：“唉，這孩子……”這一聲嘆，暴露了當代醫學的愛莫能助。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幫助我，只能讓我住得好一點，安靜些，讀讀書吧——他們可能是想，說不定書中能有“這孩子”一條路。
可我已經沒了讀書的興致。整日躺在牀上，聽各種腳步從門外走過；希望他們停下來，推門進來，又希望他們千萬別停，走過去走你們的路去別來煩我。心裏荒荒涼涼地祈禱：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給我留下！我確曾在沒人的時候雙手合十，出聲地向神靈許過願。多年以後才聽一位無名的哲人說過：危臥病榻，難有無神論者。如今來想，有神無神並不值得爭論，但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自然會忽略着科學，向虛冥之中寄託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類最美好的嚮往也都沒有實際的驗證，但那嚮往並不因此消滅。
主管大夫每天來查房，每天都在我的牀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別急。”按規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幾位主任時常都來看看我：“感覺怎麼樣？嗯，一定彆着急。”有那麼些天全科的大夫都來看我，八小時以內或以外，單獨來或結隊來，檢查一番各抒主張，然後都對我說：“彆着急，好嗎？千萬別急。”從他們謹慎的言談中我漸漸明白了一件事：我這病要是因爲一個腫瘤的搗鬼，把它找出來切下去隨便扔到一個垃圾桶裏，我就還能直立行走，否則我多半就把祖先數百萬年進化而來的這一優勢給弄丟了。
窗外的小花園裏已是桃紅柳綠，二十二個春天沒有哪一個像這樣讓人心抖。我已經不敢去羨慕那些在花叢樹行間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輕人。我記得我久久地看過一個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曬太陽；只要這樣我想只要這樣！只要能這樣就行了就夠了！我回憶腳踩在軟軟的草地上是什麼感覺？想走到哪兒就走到哪兒是什麼感覺？踢一顆路邊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麼感覺？沒這樣回憶過的人不會相信，那竟是回憶不出來的！老人走後我仍呆望着那塊草地，陽光在那兒慢慢地淡薄，脫離，凝作一縷孤哀悽寂的紅光一步步爬上牆，爬上樓頂……我寫下一句歪詩：輕撥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間一斜陽。日後我搖着輪椅特意去看過那塊草地，並從那兒張望7號窗口，猜想那玻璃後面現在住的誰？上帝打算爲他挑選什麼前程？當然，上帝用不着徵求他的意見。
我乞求上帝不過是在和我開着一個臨時的玩笑——在我的脊椎裏裝進了一個良性的瘤子。對對，它可以長在椎管內，但必須要長在軟膜外，那樣才能把它剝離而不損壞那條珍貴的脊髓。“對不對，大夫？”“誰告訴你的？”“對不對吧？”大夫說：“不過，看來不太像腫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寫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許把這四個字寫到千遍萬遍就會贏得上帝的憐憫，讓它是個瘤子，一個善意的瘤子。要麼乾脆是個惡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種，那也行。總歸得是瘤子，上帝！
朋友送了我一包蓮子，無聊時我撿幾顆泡在瓶子裏，想，賭不賭一個願？——要是它們能發芽，我的病就不過是個瘤子。但我戰戰兢兢地一直沒敢賭。誰料幾天後蓮子竟都發芽。我想好吧我賭！我想其實我壓根兒是傾向於賭的。我想傾向於賭事實上就等於是賭了。我想現在我還敢賭——它們一定能長出葉子！（這是明擺着的。）我每天給它們換水，早晨把它們移到窗臺西邊，下午再把它們挪到東邊，讓它們總在陽光裏；爲此我抓住牀欄走，扶住窗臺走，幾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這事我不說，沒人知道。不久，它們長出一片片圓圓的葉子來。“圓”，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們，坐回到牀上氣喘吁吁地望着它們，夜裏醒來在月光中也看看它們：好了，我要轉運了。並且忽然注意到“蓮”與“憐”諧音，畢恭畢敬地想：上帝終於要對我發發慈悲了吧？這些事我不說沒人知道。葉子長出了瓶口，閒人要去摸，我不讓，他們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裏加倍地祈禱幾回。這些事我不說，現在也沒人知道。然而科學勝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說那兒沒有瘤子，沒有沒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條嬌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腳！定案之日，我像個冤判的屈鬼那樣瘋狂地作亂，掙扎着站起來，心想幹嗎不能跑一回給那個沒良心的上帝瞧瞧？後果很簡單，如果你沒摔死你必會明白：確實，你幹不過上帝。
我終日躺在牀上一言不發，心裏先是完全的空白，隨後由着一個死字去填滿。王主任來了。（那個老太太，我永遠忘不了她。還有張護士長。八年以後和十七年以後，我有兩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門口，全靠這兩位老太太又把我搶下來。）我面向牆躺着，王主任坐在我身後許久不說什麼，然後說了，話並不多，大意是：還是看看書吧，你不是愛看書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將來你工作了，忙得一點時間都沒有，你會後悔這段時光就讓它這麼白白地過去了。這些話當然並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這些話我將受用終生，在以後的若干年裏我頻繁地對死神抱有過熱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記得王主任這些話，因而還是去做些事。使我沒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裏寫過），“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爲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於是慢慢地有了活的興致和價值感。有一年我去醫院看她，把我寫的書送給她，她已是滿頭白髮了，退休了，但照常在醫院裏從早忙到晚。我看着她想，這老太太當年必是心裏有數，知道我還不至去死，所以她單給我指一條活着的路。可是我不知道當年我搬離7號後，是誰最先在那兒發現過一團電線？並對此作過什麼推想？那是個祕密，現在也不必說。假定我那時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問問王主任。我想，她可能會說“真要去死那誰也管不了”，可能會說“要是你找不到活着的價值，遲早還是想死”，可能會說“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壞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會說“不，我看得出來，你那時離死神還遠着呢，因爲你有那麼多好朋友”。
友誼醫院——這名字叫得好。“同仁”“協和”“博愛”“濟慈”，這樣的名字也不錯，但或稍嫌冷靜，或略顯張揚，都不如“友誼”聽着那麼平易、親近。也許是我的偏見。二十一歲末尾，雙腿徹底背叛了我，我沒死，全靠着友誼。還在鄉下插隊的同學不斷寫信來，軟硬兼施勸罵並舉，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氣；已轉回北京的同學每逢探視日必來看我，甚至非探視日他們也能進來。“怎進來的你們？”“咳，閉上一隻眼睛想一會兒就進來了。”這羣插過隊的，當年可以憑一張站臺票走南闖北，甭擔心還有他們走不通的路。那時我搬到了加號。加號原本不是病房，裏面有個小樓梯間，樓梯間棄置不用了，餘下的地方僅夠放一張牀，雖然窄小得像一節煙筒，但畢竟是單間，光景固不可比十級，卻又非十一級可比。這又是大夫護士們的一番苦心，見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難免說笑得不管不顧，既不能影響了別人又不可剝奪了我的快樂，於是給了我9.5級的待遇。加號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牀緊挨着窗，在那兒我度過了二十一歲中最愜意的時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靜靜地讀書，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時讀到的，也開始像模像樣地學着外語。一過中午，我便直着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騎車的年輕人和5路汽車的車站，盼着朋友們來。有那麼一陣子我暫時忽略了死神。朋友們來了，帶書來，帶外面的消息來，帶安慰和歡樂來，帶新朋友來，新朋友又帶新的朋友來，然後都成了老朋友。以後的多少年裏，友誼一直就這樣在我身邊擴展，在我心裏深厚。把加號的門關緊，我們自由地嬉笑怒罵，毫無顧忌地議論世界上所有的事，高興了還可以輕聲地唱點什麼——陝北民歌，或插隊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們走了，在小檯燈幽寂而又喧囂的光線裏，我開始想寫點什麼，那便是我創作慾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時忘記了死，還因爲什麼？還因爲愛情的影子在隱約地晃動。那影子將長久地在我心裏晃動，給未來的日子帶來幸福也帶來痛苦，尤其帶來激情，把一個絕望的生命引領出死谷。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都會成爲永遠的珍藏和神聖的紀念。
二十一歲、二十九歲、三十八歲，我三進三出友誼醫院，我沒死，全靠了友誼。後兩次不是我想去勾結死神，而是死神對我有了興趣；我高燒到40多度，朋友們把我抬到友誼醫院，內科說沒有護理截癱病人的經驗，柏大夫就去找來王主任，找來張護士長，於是我又住進神內病房。尤其是二十九歲那次，高燒不退，整天昏睡、嘔吐，差不多三個月不敢聞飯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壓也不安定，先是低壓升到120接着高壓又降到60，大夫們一度擔心我活不過那年冬天了——腎，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樣，治療手段又像是接近於無了。我的同學找柏大夫商量，他們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這事告訴我父親？他們決定：不。告訴他，他還不是白着急？然後他們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學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們去向我父親解釋；活着的我由唐大夫多多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