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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連續兩年考過了中國音協的五級和八級,進了兒少中心的民樂團。民樂是沒有合適的低音絃樂器的,所以在一大片琵琶、阮、二胡中間,戳着我們幾個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排練時間很長,卻沒什麼難度,還可以藉此逃脫練琴,簡直絕妙。我因爲個子太矮,成了樂團的吉祥物,拖着大大的琴去和他們一起演出《金蛇狂舞》《北京喜訊到邊寨》。
每次去江邊的排練場,我都可以在沿途買一個烤燒餅喫,焦脆金黃,兩面刷着辣醬,撒上一層薄薄的芝麻和白糖,香辣中帶着一絲絲甜,不衛生不健康,那麼好喫。
我以爲樂團全都是這麼好玩的地方。
這種認識持續到小學五年級,我加入了中學生樂團——它的名字叫中學生樂團,小學生也是可以進的。
選拔很嚴格。這種嚴格一方面是出於樂團本身的水平和名氣:每年的“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中學生樂團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出嘉賓,我們統一穿着白襯衫和黑裙子上臺,儼然一片小藝術家。另一方面,則是出於樂團隸屬的背景所能帶給團員們的優厚待遇:全市最好的兩所初中分別開設了藝術特長班,在擇校競爭日益激烈的90年代末,這是一條閃着金光的捷徑,初中生在樂團“服役”滿三年,中考時可以加五分。
用家長們的話說,“五分能甩掉多少人呢!”
這些優厚的條件是樂團曾經招攬人才、走向興盛的源頭。興盛過後,便成了隱患——爲了擇校和加分,什麼樣水平的學生都能找到門路加入,家長們各顯神通。巔峯時刻,第一小提琴組至少擠了二十四個人,大提琴坐了八排,遠超三管樂團的編制。
一次排練《輕騎兵序曲》,中間一段頗有難度的小提琴合奏總是亂套,指揮老爺爺抓到兩個連弦都對不準卻還拉得盡興的第二小提琴手,氣得摔了指揮棒。
樂團的負責人沒有辦法繼續裝聾,痛定思痛說,得考試。
絃樂考的就是《輕騎兵序曲》的選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