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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段時間,外人於他們而言,皆是多餘。相識之前的老友們,他們一個也不想見。然而,後來愧疚感和新的好奇心佔了上風。因爲拉比的朋友都分散在世界各地,這便意味着他們與柯爾斯滕的朋友見面機會更多。柯爾斯滕的阿伯丁大學同學經常週五在“弓”酒吧聚會。從他們家前往,需要穿過整個城市,不過這家酒吧有好多種威士忌和精釀啤酒——可是,在柯爾斯滕勸說拉比參加的那個夜晚,拉比卻只點了蘇打水。這與他的宗教信仰並無關係,他不得不解釋說(五次),他只是沒興致喝酒而已。
“‘兩口子’,哇譸!”凱瑟琳說,聲音裏含着一絲嘲諷。她是不婚主義者,對於與她的觀點相左的已婚者,她總能作出最得體的回應。當然了,對拉比和柯爾斯滕來說,兩口子聽着也有些怪異。他們也經常給這類稱呼加上諷刺性的引號,以減輕它們的分量和突兀感,因爲他們認爲這些詞彙跟自己壓根沒關係;它們令人聯想到的,是更年長、更成熟、更痛苦的對象,而他們並非如此。“汗太太回來啦。”柯爾斯滕到家時,喜歡這樣大聲喊叫,打趣着這個他倆都不太認可的身份。
“對了,拉比,你在哪兒工作?”穆雷問道。他留着大鬍子,說話粗聲粗氣,在石油行業工作,上大學時,曾是柯爾斯滕的仰慕者。
“在一家城市規劃公司。”拉比告訴他說。他明顯感覺自己有點娘娘腔,在有更硬朗的男性的場合,他時而會這樣:“我們做的是城市空間區劃。”
“等等,夥計,”穆雷說,“我沒太聽明白。”
“他是個建築師,”柯爾斯滕解釋說,“他也設計民用住宅和辦公樓。等經濟形勢好了,設計範圍可能還會更廣。”
“我懂了,我們就在這些黑咕隆咚的地方,坐等經濟復甦,然後重返聚光燈,去建造下一組吉薩金字塔[1]嗎?”
穆雷被自己這番無趣的嘲弄逗得哈哈大笑起來,聲音尤其響亮。拉比並不在意他的言行,倒是惱怒柯爾斯滕參與的方式。她手裏端着剩下的酒,頭朝這位大學的老朋友靠過去,和他一起開懷大笑,彷彿他的話語真的特別有趣一般。回家的路上,拉比異常沉默,然後他說自己累了。當被問到有何不適,他用那句著名的“沒什麼”作答;一回到尚有新鮮油漆味的家,他便徑直走進那間有沙發牀的書房,然後砰地關上門。
“喂,別這樣!”她抬高聲音喊着,以便他能聽到,“至少得告訴我是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