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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後來更熱絡，因爲一起編校刊。不過，後來校刊出了大麻煩，因爲他訪問了幾個當年稱爲「黨外」的校友，學校有意見，報紙上還鬧了好幾天。
阿義常想或許就因爲這個因緣吧，他從此和「政治」沾上邊；大學時期他花在那幾個選上公職的黨外校友的辦公室的時間好像比在教室多。
阿義和他大學同校不同系，他念歷史，阿義念企管。考上大學的時候，阿義的母親包了一個十萬塊的紅包給他，笑着說是「同鄉會」給他的獎助學金，阿義記得他紅着眼眶跟媽媽說：「我一世人會記得你和阿義這分情！」
阿義的爸爸對他始終沒那麼熱情，有一次還有意無意地跟阿義說：「這種朋友要小心，嘴脣薄的人，比較無情。」記得媽媽還罵他迷信。
畢業後，阿義跟着爸爸從商蓋房子賣，而他果真走上政治之路。
第一次參選的時候，阿義贊助了他一大筆錢，總部成立那天他早早到，當看到競選文宣上他把「校刊事件」也當作過去抗爭的資歷時，阿義才驀然想起青春年少時曾經發生過的那件事。
板橋那些親戚看到阿義全都迎過來，忙着端茶、遞煙、遞檳榔；當阿義看着那一張一張黝黑、熱情的臉的剎那間，不知道爲什麼忽然想起當年他說：「那人家不就把我當成跟他們同款的人？」的時候，那種有點不屑的表情。
後來阿義常跟朋友說，那一天他第一次瞭解什麼叫做「選擇性記憶」——他記得的，阿義早已遺忘；而他或許已經遺忘的部分，阿義卻如此深刻地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