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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村子離縣城不遠,我對城裏的印象卻不深。上小學時,每個學期會看一場電影,多半是反覆看過的《紅燈記》、《沙家浜》之類。我同弟弟共用五毛零花錢,上街喫一碗麪或米糕,還有餘錢喫一根冰棍。這個印象保持了十幾年,直到我二十二歲去縣城工作。我去縣政府報到之前,從來沒有進過那個大院。小時偶爾在城裏逛街,也不曾注意過那個地方。
我上班的地方是縣政府辦公室,派給我的直接領導是位姓周的老同志。老周大概五十五六歲,或者更大些。同事們都叫他老周,我卻叫不出口。我感覺叫“老周”不太禮貌,平輩之間纔可這麼稱呼。老周見面就說起我父親,似乎他們是有舊緣的。於是,我依着父親這層關係,叫他周伯伯。老周略爲猶豫,愉快地應了。
過了些日子,隱約聽得有領導說,同事之間最好是稱職務或同志,別的稱呼都太庸俗了。我着實嚇了一跳,卻不方便再改口。周伯伯頭上沒有職務,我仍然不好叫他老周。於是,我一如既往叫他周伯伯。終於有天,周伯伯嘿嘿一笑,說:幹到快退休了,混了個伯伯級別。我私下一想:周伯伯可能也不願意我這麼叫他。
周伯伯最後被提拔了,職務是副科級祕書。人們開始喊他周祕書,我仍叫他周伯伯。祕書在我看來似乎不是職務,跟在領導背後屁顛跑的都算祕書。我還聽到一種說法,祕書不帶長,打屁都不響。縣政府不設祕書長,他永遠只能是祕書。何況,他眼看着就要退休了。
周伯伯是我官樣文章的啓蒙老師,爲人方正,文字功夫很好。卻快到退休,才弄了個副科級祕書。他退休那天,單位開了個歡送會。同事們說盡了他的好話,似乎這個同志早該當更大的官。那時候,單位有人調走,也得開個歡送會。通常是買些糖果,大家嘴裏嚼着東西,拉拉雜雜地說上幾點。被說的人必做得很謙虛,微笑而不露驕傲之色。
周伯伯退休歡送會那天,我心情很有些憂傷和灰心。我想自己臨到退休,假若也是個副科級祕書,人生未必太黯淡了。過了些日子,偶然聽人說起周伯伯的過去,我心情愈加灰暗。大概是說周伯伯年輕時很有才氣,就因爲某事得罪了領導,留下不好的印象。從此,多年抬不起頭。他的家庭出身又不太好,歷次運動都如過街之鼠。好不容易捱到八十年代,卻已老之將至。
我的官樣文章很快上路,真得感謝周伯伯。外人都以爲官樣文章好寫,不過是程式化的新八股。其實不然。官樣文章,難就難在學校沒教過。中文系都有應用文寫作課,可課本上的東西在官場完全應用不上。我因爲官樣文章漸有名氣,比周伯伯早二十多年成了副科級幹部。記得有回去縣瓷廠調研,廠長坐在山頂的會議室,俯瞰着山下的縣城,不由得豪情萬丈,說:有些歐洲小國,不就只有我們縣這麼大嗎?這麼想啊,我就是一個國家的瓷器大王!我聽着實在好笑,暗想自己就相當於小國家的副部長了。
在縣政府工作那幾年,過得很開心。官樣文章得心應手了,多年的文學夢開始甦醒。最初寫散文,一篇叫《書房小記》的小文章,發表在《湖南日報》的“湘江”文藝副刊。很有些興奮,印成鉛字的豆腐塊,總共一千多字,我反覆看了好多回。那個日子我也記得:1988年8月8日。數字很吉利,做生意開張,大概應該選這種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