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肉體放在何處 (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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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從知道孟子的肉體生活，不能想象他是在怎樣一具肉體中涵養他的浩然之氣。儘管孟子及其弟子共同著有《孟子》七卷，但其中對孟子世俗的肉體生活卻鮮有記載。然而，從《孟子》的一些篇章中，我們略許可以看到孟子對肉體的態度。孟子說，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從孟子的這個比方，我們知道他是承認肉體與生俱來的本能需要的。他更是明確地認爲，口喜美味，耳喜美聲，目喜美色，四肢喜安逸，這些感官喜好是先天的，屬於天命。天命的存在是合理的。孟子游說齊宣王實行王道，齊宣王推託說，不行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馬上說，沒關係，只要你照顧到老百姓也有同樣的欲求就可以了。

但孟子輕視感官的“命”，卻極端重視心靈的“人性”。孟子說的人性，並不包括與人本能的肉體需要，而獨獨指人性之“善”，即所謂仁義禮智四端。他認爲惟此四端，人才區別於禽獸。這是人的高貴優越和獨特之處。“命”與“性”雖然都是先天的，但肉體感官的需要是“小體”，單純追求“小體”的滿足是小人；而仁義禮智是“大體”，追求“大體”則爲大人。所以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孟子極其強調人的個體對理性追求的重要，甚至主張“捨生取義”。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於是孟子作了選擇：義重於生，性高於命。孟子眼裏的靈與肉雖不是水火不容，卻是輕重判然。從孟子開始，中國哲學便走上一條重靈輕肉，直至存天理滅人慾的道路。按照現代心理學的說法，人的欲求產生於匱缺。孟子重靈輕肉，重性輕命，難道是因爲他的肉體生活沒有產生匱缺的緣故？孟子生於約公元前371年，死於公元前289年，活了八十二歲，在那個時代是相當長壽的。這也許同他肉體的世俗生活優裕有關？孟子雖然也曾周遊列國，推行王道遭到冷遇，但齊宣王對他一直優待有嘉。他和天下鴻儒齊居稷下學宮，齊宣王專門爲他們開康莊之衢，高門大屋，相當尊寵。孟子的膳食自是不錯，甚至可以選擇於魚與熊掌之間，營養應該是不成問題的。由此可見，他的肉體很好地承載了他養其浩然之氣的使命。但是，他好像並不感激自己的肉體。

孟子的同代學問家莊子是一個追求快樂的人，雖然他有時靠借米度日，有時以編草鞋爲生。他做過漆園小吏，可是沒幹多久就歸隱了。顯然，莊子追求的不是物慾滿足的快樂，不是肉體感官的快樂；他的快樂恰恰是要忘卻肉體，泯滅肉體感覺。莊子的快樂是在宇宙間的逍遙遊。他的逍遙遊有“有待”與“無待”之分。“有待”的逍遙遊就像那隻大鵬，翅若垂天之雲，一怒而飛，絕雲氣，負青天，水擊三千里，扶搖直上九萬里。這是何等的力量與自由，可謂逍遙矣。可惜，它的自由不是絕對的，必須“有待”：它的飛翔依賴於海嘯帶起的大風。所以大鵬的快樂也只是相對的快樂。

莊子認爲最高境界的逍遙是“無待”的，即不借助任何外在力量的“至樂”。能夠獲取這種“至樂”的人，必然是“至人”、“神人”和“聖人”。他們已經做到了無己，無功，無名，物我兩忘，天人合一，所以能憑藉自然的本性，順應六氣的變化，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絕對自由地逍遙於無窮宇宙之中。

莊子描繪的絕對自由的“至樂”的確令人神往，但要達到至樂境界非常人所能。須知人要忘卻肉身，談何容易！《莊子·大宗師》裏描述了孔子最聰明的門生顏回學習“坐忘”的過程：

顏回對孔子說，老師，我長進了。

孔子問，怎麼呢？顏回回答，我忘掉仁義了。

孔子說，不錯，但還不夠。

隔些日子，顏回又對老師說，我長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