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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酒德頌》無疑是他最生動的自畫像：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萬朝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爲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動則挈篕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我們萬萬不可以爲劉伶在醉鄉中真的除了酒中滋味，其餘什麼也不知道。劉伶在醉鄉中悟到的理，正是莊子“坐忘”，“物化”，“吾忘我”的高妙境界。劉伶在醉鄉里“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慾之感情”。這不是莊子所謂能夠擺脫形與物的羈絆，自由逍遙的“聖人”，“神人”，“至人”嗎？不同的是，莊子企圖以忘卻廢棄肉體感官來達到這個境界，而劉伶恰恰卻是通過肉體感官達到了這個境界。莊子的道路是一條行不通的絕路，而劉伶的道路卻簡便易行。
阮籍、嵇康這些魏晉風流名士，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了一條由肉體通向性情的道路。他們不是肉體的蔑視者和敵視者。他們與莊子的目標一致，途徑卻相反。肉體是他們飛昇的翅膀，而不是障礙。他們知道，如果沒有肉體，他們將什麼也沒有。沒有肉體，既沒有性情，也不會有哲理清談，更不會有流芳後世的“魏晉風流”。人們都知道，正是因爲嵇康肉體生命的消失，《廣陵散》才“從此絕矣”！
中國思想史上最大的異端應該非李贄莫屬。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李贄以“敢倡亂道，惑世誣名”的罪名被捕，關押在北京皇城監獄。一天，他吩咐獄卒給他剃髮後，取剃刀自剄而死。臨死前獄卒問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在地上寫道：不痛。又問：爲何自殺呢？答：七十老翁何所求？於是血盡氣絕亡。
李贄曾夫子自道：天下世俗之人與假道學者流都把我看做異端，我不如干脆就做異端，免得他們把異端的虛名加在我的頭上！
可見，李贄是自覺以異端自命的。李贄之異，異在何處？他公然爲人的“私心”正名：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他宣稱，喫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舉凡好貨，好色，多積財寶和多買田宅爲子孫謀等，均爲百姓日用之邇。這等“私心”，即“童心”，即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所以絕假純真。他依照此番邏輯，推出了情性自然論。他說，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情性中自然涵有禮義，不需外在的禮義去約束。情性不可以一律求。人莫不有情，莫不有性，極具個體特徵，豈可一律求之？李贄更是大聲疾呼：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
宋明道學家們的言必“存天理，滅人慾”，李贄則把人從所謂的“天理”拉回到“人慾”。他認爲喫飯穿衣，聲色財貨，都來於自然，也只能聽其自然。自然中已有禮義良知，何必外在求之！那些假道學、僞君子們在李贄眼裏是面目可憎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妖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遷，心與口違。李贄看膩了假道學的嘴臉，終於忍不住破口大罵：陽爲道學，陰爲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李贄不光學說異端，他人生之旅也殊爲異端。他有官棄官，有家棄家。他的棄官棄家並不是爲了擺脫世俗慾望，而是爲了更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慾望。他認爲自己在慾望中深諳佛家遊戲三昧，已經無善無惡，和光同塵了。他六十一歲出家爲僧，卻沒有受戒，也不守戒規。他從不奉經祈禱，連讀書都怕費目力，而讓別人讀給他聽。他居然率領僧衆跑到一個寡婦的臥室裏化緣，又做《觀音問》與士人妻女論“道”。他公然宣稱，與其死於假道學之手，寧死於婦人之手。
李贄的狂誕悖戾使那些道學家們既怕且怒。1601年初春，他出家爲僧的芝佛院被一場來歷不明的大火燒得四大皆空。據說縱火者乃是當地官吏縉紳所指使的無賴。1602年，曾是他的好友的禮部給事中張問達上了一本奏書，參劾李贄聳人聽聞的罪狀：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觀者。終於，萬曆皇帝大怒，着令錦衣衛將他捉拿入獄。他的著作也被下令焚燬，應驗了他自己起的書名《焚書》。
縱觀中國的哲學發展史，儘管多多少少有幾個離經叛道者，大體上還是一部靈魂對肉體的壓迫史。中國人哲學存在的前提彷彿必須是蔑視肉體。既然肉體如此低級鄙俗，成了人性善的桎梏，那麼我們能將肉體放在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