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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世同堂》這部小說中我看到了北京話作爲一種方言的侷限性。儘管它和普通話十分接近,很多口語可以直接進入文字,不必修飾,但作爲一種通用的書面敘述語言還是不夠豐富和麪面俱到。中國文字經過幾千年的發育,表述方式極爲複雜或說四通八達,單純的北京方言與之相比,手法還是顯得單一,寫《四世同堂》那樣長的小說,一個腔調不變,到後來就顯出平淡和缺乏變化,話再密,事件再集中,還是露出貧氣和沒話找話。
看老舍的小說,覺得他敘事上辦法不是太多,光靠對話支撐全局,在短篇中是一種範式,到長篇中就有點一頭沉。這大概也是他的作品改成影視、搬上舞臺反倒比寫成文字要精彩的原因。
我也是用北京話寫作的,老舍作品中的缺陷也是我在寫作中面臨的問題。《四世同堂》的得失教訓時常提醒我,要警惕在作品中對北京話的使用,方言可以使一本書敘述生動,也可以使一個作家的眼光凝滯。北京話在漢語中的方便地位已經使在老舍之後的很多北京作家跟他的風格過分相像了。我自己也曾在幾本小說的寫作中沉浸於北京話的滔滔不絕當中忘了最初要講什麼。文字,當然首要是說事兒的,能把事兒說明白是讀者的基本要求,但也無法忽略文字像女人一樣有自我美化的本能,光使它,不打扮它,久而久之它也會老。方言雖說天生麗質,也只能說本錢好,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後期的老舍,小說很少寫了,幾乎是作爲一個戲劇家活躍在北京人藝的舞臺上。他寫的那些《西望長安》、《春華秋實》,包括《女店員》等等不說也罷,看這些戲只是覺得這個人聰明,也足以爲聰明人戒。聰明人有一個特點,就是善於把無價值的事做得有聲有色,在玻璃魚缸裏游泳,也有乘風破浪的氣魄。從回憶老舍的文章中看,老舍很爲他的城市貧民出身自豪,從美國歸來似乎還有些翻身的喜悅。他爲新中國歌功頌德是發自內心的,並不像某些戲棍子從始到終都在那兒糊弄,所以他還能寫出《龍鬚溝》這樣的戲,可和《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並列翻身戲的三大經典。老舍的優勢在於他對北京小市民的熟悉,兜裏有大把現成的人物,不管這戲的立意多麼扯淡,他都能隨時拿出一條衚衕的全部人馬幫忙把這個淡扯圓,這也正是他那個年代別人都傻了而他能盛極一時的原因,甚至能一不留神扯出個《茶館》這樣的金蛋。
除了非說不可的大話假話他要強迫人物,一到那些鋪墊戲、過場、用不着拔着嗓門說話的地方他就立即回到真實的日常生活當中,什麼都假,人物的身份不能假,是後期老舍始終不肯放棄的原則,也真難爲他了。到“三突出”統治一切的年代,他纔算徹底無路可走。據說他有過續寫《駱駝祥子》的打算,爲了跟上形勢,也曾到老北京人力車伕中打聽,想尋出一個參加革命當了師長團長的,也好給祥子一個體面的出路,可惜,一個沒有。這幫勞動人民並沒有循着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的邏輯行動。不管老舍自己樂意不樂意承認,他是對的,祥子夢想的也只是自己買車,發財,當劉四爺。也幸虧他沒找着一個當了老八路的樣子,否則他再寫了,真不知道會生出什麼幺蛾子。至此,老舍作爲一個作家氣數已盡,“文化大革命”不來,他活着,也只有開會、住院、到處給人捧場說好、好好頤養天年的份兒。
老舍,像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作家一樣,只當了半輩子好作家。由此可見,真誠,與偉大的時代同步並不能保證一個作品篤定成功。
我經常聽人講成爲一個偉大的作家必須要有一些寫作之外的先決條件,思想性啊,責任感啊,對巨大事物的關懷啊,說來說去似乎都在強調作家的人格,許多作者本人也紛紛咬着後槽牙說:創作拼到最後就是拼人格。依這個說法,凡是經過“文革”活下來的作家都無法偉大。這些年揭出了很多文壇上的陳年舊惡,在那個不道德的時代和更早之前,那些說起來近乎紀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後做了醜惡表演,你搞我,我搞你,其下作還不如今天監獄裏關的那些刑事犯。就我的閱讀範圍,老腕兒們差不多人人沾包,以致使我有一個偏激的想法:老作家,都沒有資格談“人格”二字。
老舍,憤而一死,在勢必沉淪的深淵前全身而退,保全了自己的人格。就人之所能,他已經做到了極致,這一次他沒再使用他那些聰明把戲,即便在那之前他還幹過什麼蒙羞之事也都用自己的血洗刷乾淨了。說老舍是他那一代中國作家中最有人格的恐怕不爲過。就盼着中國作家都當聖人,只恨他們不夠膽兒去自盡的缺德批評家要樹當代屈原除了傅雷另一個人選恐怕也就是老舍合適了。
可是,老舍的人格偉大,能說他的作品也就當然比其他苟活下來一身污點的老作家更偉大嗎?無論我對他懷有怎樣的敬意也得不出這樣一個肯定的結論。他是拿死拼出了一個人格,但這可以同時提升他的作品的意義嗎?
作家的命運是沉浮不定的,作品都是活着的時候寫的,要產生偉大的作品首先的條件是讓作家活着,別老拿生死考驗他。死亡,無論多麼悲壯,也是對寫作的打斷。老舍,如果他偷生在人間,難免不付出人格做代價,但也就有了機會和可能寫出真正偉大的作品。這部作品他已經開了頭,寫了八萬多字,叫《正紅旗下》。我有個朋友,極不喜歡老舍,我跟他說老舍的東西“好的是真好,差的是真差”,他激烈反駁“好也不是真好,差的倒是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