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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般只在晚飯時給他打電話，沒人接是關了鈴在睡覺，接他就說在趕劇本，一年四季他大都是一個人在家。人民日報社前那條攤販街沒拆之前還見他孤零零出來買東西回家喫。我跟他說劇本是寫不完的，錢是掙不完的。他說是是，我是早晚要寫小說的。他在潘家園市場買了本解放初期一個小知識分子的日記，他準備根據這個日記寫一部長篇，那裏面有很多肺腑之言，掌握得當，能改變一代人的認識。他還有一個小說構思，跟《紅樓夢》和紅學家有關，聽他講已經很乖謬了，寫出來一定是超諷刺。這兩本小說都是一聽想法就對，也適合他發揮的東西，寫出來就佔一席之地。我勸他，寫吧，相聲你也禍害了，情景喜劇你也是頭牌，該往我們小說裏攪和攪和了。他美滋滋地說，真的，全瞧我啦？他對虛榮有一種孩子似的喜愛，拍《臨時家庭》投資方非要他做導演，一勸他就去了。我問他你導嗎，他說我給他們說戲，不說哪成啊。蔡明說，他在現場就愛聽人家管他叫“導演”，一聽就繃不住，閉着嘴張着倆鼻孔往外偷樂。
大概是導完《臨時家庭》之後，他說要寫小說了，閒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臉，昨天一萬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我說你就用劉震雲那法子，先往下蹚，最後一總改，這麼弄，一個自然段就能改一年。他說道理我明白，可是做不到。他那不是寫小說，是改筆路子，從電視劇下來都有那麼個曲折過程，在我看那甚至是改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寫劇本和寫小說是兩種活法，一個直通歡場一個自斷塵緣。他堅持了很久，又接戲了。一天說，沒辦法，得過日子，反正這倆小說在我腦子裏，丟不了。
他說他有憂鬱症，自己查書喫“百憂解”。
他說我跟你還是不一樣，有些事你早看開了，在我這兒就是大逆不道。
他說你相信有天堂嗎，上帝呢？他說我也想通了，以後好好過日子吧。他說有人給他算命，只要活過四十三，還有四十三年壽命，這後四十三年別提多可心了，想要什麼都有。他說太好了，從來沒這麼好過，以後不玩了。
現在知道，他最後一夜自己在三里屯酒吧街轉了兩小時；十點左右給他一個雲南的朋友打過電話，說他父親喪事的事；之後去了一個朋友的酒吧，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人都在聊，他沒能參加進去；凌晨四點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見他臉上蓋着小毛巾在桑拿室裏睡着了，於是叫醒了他；上午十點鄰居看見他拎着買的熟食回家；這之後沒人再見過他。他的電話記錄在傍晚六點來鐘有打出去的電話，一個照顧過他的劇務在同一時間給他打進一個電話，問他在幹什麼，他說準備熱點東西喫。
法醫鑑定他是當天晚上十點至第二天凌晨兩點之間去世的。胃內無食物。見到他的人說他很安詳，面帶微笑。桌上的錄音機正循環放着民樂改編的《梁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