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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兩個月前，我還聽別的朋友談起，說你最新創作的一部長篇正卡在一個坎兒上，後來幾次碰見你，也感覺你心思全放在寫小說上。可沒想到你後來這麼快，就把新小說的第一部給完成，並交付了出版社。那我首先想問你，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打算寫這部長篇的？又總共用了多長時間，才完成這部小說？
王：1992年就動筆寫過，沒寫下去，以後心有點渙散，不務正業，就拖了下去。每年想起這事，也寫一點，始終沒找着合適的形式，感覺也過於紛亂，加在一起大約開過二十多萬字的頭，都廢了，沒進行下去。直到1997年，上帝親自出面干預了，把別的路都給我堵死了，我只好老老實實坐下來寫小說。說來我這人也有點兒賤，非要走投無路才認真對待自己，但凡有機會，就要混。當年我走上這條路也是基於這種處境。別人聽是矯情，其實我的意思是說，寫小說是一個人的最後手段，什麼都沒了，這東西還能支持你。我這不是自嘲，而是抬高自己，這種心情寫小說總比拿小說當敲門磚那種寫作動機要高級一點。我認識的寫得不錯的作家，大都與現實格格不入，沒幾個是到處喫得開的人物，我想他們之所以拿起筆，一定也曾面對絕境。這是我的一個迷信，不到萬不得已，寫不好小說。
現在成書的這本小說寫作時間是1997年10月到1998年10月，差不多一年。本來也沒想就此結尾，只進行到預想的一半，已經二十多萬字，怕太厚，乾脆一分爲二，餘下的另外成書得了。我自己是把這本小說當做要寫的這個大長篇的第一章。一章就二十多萬字，也是沒想到，全寫完恐怕也該死了。
何：說起來很偶然也很碰巧，我在出版社見到了你的小說原稿，在得到編輯允許後，我翻看了前幾十頁內容。雖然只讀了那麼一點，什麼問題也說明不了，但從小說的名字，還有我讀後的直覺粗略印象，就是它的樸素和平常。換句話說，我首先感到了行文的疏鬆和流暢，它讓我迫切地很想讀下去。
可現在有好多長篇小說買回家之後，讓人不能卒讀的原因，就是它們即使從文字表面上看，也是非常緊張和壓抑的。那麼在你創作這部新長篇小說時，是否有某種反刻意、反經典、反時髦的意向？
王：倒沒刻意反什麼，顧不上。要說刻意，也不過是刻意和自己過去有區別。我最想的是給自己一個變化，若無新東西，我自己也覺得沒意思。一個小說有一個小說的路子，像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相貌。我找這小說的相貌找了好幾年，好容易找到了，沒想過多麼與衆不同，只覺得這是唯一合適的，即便落入時髦什麼的，也只得如此。如果你覺得它沒那麼緊張壓抑，那大概和我寫作時的心情有關，寫小說這一年我是常常處於喜悅當中，有時還自鳴得意，得意自己還沒失去對文字的駕馭能力。前些年，我差不多以爲自己廢了，像傷了手的彈鋼琴的，對自己否定得很厲害。這次算得上瞎子復明。
何：你現在完成的這部小說，是不是你原來在《我是王朔》裏說要寫的那部《殘酷青春》？還是一部和過去所說、過去所寫完全無關的新小說？它和你過去的小說，有沒有創作上的連續性？
王：是那部到處張揚過要跟《紅樓夢》和《飄》一拼的小說。我是把標準定在不能比它們次的水平上。《紅樓夢》是經典，《飄》是流行之王，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當然不能把標準定在《廢都》和張愛玲那兒。做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取法其上，得乎其中，也很可以了。我還就這麼想了，不要臉就不要臉了。但不叫《殘酷青春》這名字了。這名字現在看有點顧影自憐，又沒逃過荒又沒判過死刑，倒黴淨是自找的，何殘酷之有？可悲可笑再加點可恥，而已。所以還是它，但名字沒有，我是說整個全書沒名，等最後完了再說，也許有更貼的，沒有，那就算了。照這個寫法，一百多本也沒準兒，誰還關心它整個叫什麼呀。
這小說跟我過去那些小說還是有一定關係的，主要在人物線索上。我是寫自己的那類作家，俗稱不大氣，視野侷限在個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沒比誰多活一輩子，再寫，還是那筐人。過去，寫得太零碎，僅僅是一些側面，也不免情勢所限，忽略了很多，誇張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我的想法是這次把我過去小說中的人物統統集合起來，給他們當然首先是給自己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我覺得這很有意思，像又活了一次。重新目睹那些發生過的事，又和老朋友們在一起，真是百感交集。有時我覺得自己像在寫遺書。
何：你以前出版的四本《王朔文集》，我全都認真讀過，有的還不止看了一遍。像《空中小姐》，即使今天在我看來，也是少見難得的一篇純情小說。像《過把癮就死》，其深刻也是今天許多愛情小說所不及的。可後來，到《頑主》，你的寫作風格又完全變成了另一種風格。那麼在你新創作的一部或是一系列小說之中，是否又將採用新的寫作方式或說有什麼風格變化？如果有，又將是一些什麼新變化？能否先向讀者透露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