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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他那篇令人感動的文章《回憶胡安·魯爾福》裏這樣寫道：“對於胡安·魯爾福作品的深入瞭解，終於使我找到了爲繼續寫我的書而需要尋找的道路……他的作品不過三百頁，但是它幾乎和我們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樣浩瀚，我相信也會一樣經久不衰。”
這段話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首先是一位作家對於另一位作家意味着什麼？顯然，這是文學裏最爲奇妙的經歷之一。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加西亞·馬爾克斯提醒我們，這是歐內斯特·海明威開槍自斃的那一天，而他自己漂泊的生涯仍在繼續着，這一天他來到了墨西哥，來到了胡安·魯爾福所居住的城市。在此之前，他在巴黎苦苦熬過了三個年頭，又在紐約遊蕩了八個月，然後他的生命把他帶入了三十二歲，妻子梅塞德斯陪伴着他，孩子還小，他在墨西哥找到了工作。加西亞·馬爾克斯認爲自己十分了解拉丁美洲的文學，自然也十分了解墨西哥的文學，可是他不知道胡安·魯爾福；他在墨西哥的同事和朋友都非常熟悉胡安·魯爾福的作品，可是沒有人告訴他。當時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已經出版了《枯枝敗葉》，而另外的三本書《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惡時辰》和《格蘭德大媽的葬禮》也快要出版，他的天才已經初露端倪，可是隻有作者知道自己正在經歷着什麼，他正在經歷着倒黴的時光，因爲他的寫作進入了死衚衕，他找不到可以鑽出去的裂縫。就在這個時候，他的朋友阿爾瓦羅·穆蒂斯提着一捆書來到了，並且從裏面抽出了最薄的那一本遞給他，《佩德羅·巴拉莫》，在那個不眠之夜，加西亞·馬爾克斯和胡安·魯爾福相遇了。
這可能是文學裏最爲動人的相遇了。當然，還有讓—保羅·薩特在巴黎的公園的椅子上讀到了卡夫卡；博爾赫斯讀到了奧斯卡·王爾德；阿爾貝·加繆讀到了威廉·福克納；波德萊爾讀到了愛倫·坡；尤金·奧尼爾讀到了斯特林堡；毛姆讀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名字的古怪拼寫曾經使讓—保羅·薩特發出一陣譏笑，可是當他讀完卡夫卡的作品以後，他就只能去譏笑自己了。
文學就是這樣獲得了繼承。一個法國人和一個奧地利人，或者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俄國人，儘管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空間，使用不同的語言和喜愛不同的服裝，愛上了不同的女人和不同的男人，而且屬於各自不同的命運。這些理由的存在，讓他們即使有機會坐到了一起，也會視而不見。可是有一個理由，只有一個理由可以使他們跨越時間和空間，跨越死亡和偏見，在對方的臉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在對方的胸口聽到了自己的心跳，有時候，文學可以使兩個截然不同的人成爲一個人。因此，當一個哥倫比亞人和一個墨西哥人突然相遇時，就是上帝也無法阻攔他們了。加西亞·馬爾克斯找到了可以鑽出死衚衕的裂縫，《佩德羅·巴拉莫》成爲了一道亮光，可能是十分微弱的亮光，然而使一個人絕處逢生已經綽綽有餘。
一個作家的寫作影響了另一個作家的寫作，這已經成爲了文學中寫作的繼續，讓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遠流長的思想得到繼續，這裏不存在誰在獲利的問題，也不存在誰被覆蓋的問題，文學中的影響就像植物沐浴着的陽光一樣，植物需要陽光的照耀並不是希望自己能夠成爲陽光，而是始終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壯成長。另一方面，植物的成長也表明了陽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一個作家的寫作也同樣如此，其他作家的影響恰恰是爲了使自己不斷地去發現自己，使自己寫作的獨立性更加完整，同時也使文學得到了延伸，使人們的閱讀有機會了解今天作家的寫作，同時也會更多地去了解過去作家的寫作。文學就像是道路一樣，兩端都是方向，人們的閱讀之旅在經過胡安·魯爾福之後，來到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車站；反過來，經過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同樣也能抵達胡安·魯爾福。兩個各自獨立的作家就像他們各自獨立的地區，某一條精神之路使他們有了聯結，他們已經相得益彰了。
在《回憶胡安·魯爾福》裏，加西亞·馬爾克斯指出了這位作家的作品不過三百頁，可是他像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樣浩瀚。馬爾克斯不惜越過莎士比亞，尋找一個數量更爲驚人的作家來完成自己的比喻。在這裏，加西亞·馬爾克斯指出了一個文學中存在已久的事實，那就是作品的浩瀚和作品的數量不是一回事。
就像E.M.福斯特這樣指出了T.S.艾略特；威廉·福克納指出了舍伍德·安德森；艾薩克·辛格指出了布魯諾·舒爾茨；厄普代克指出了博爾赫斯……人們議論紛紛，在那些數量極其有限的作家的作品中如何獲得了廣闊無邊的閱讀。柯勒律治認爲存在着四類閱讀的方式，第一類是“海綿”式的閱讀，輕而易舉地將讀到的吸入體內，同樣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排出；第二類是“沙漏計時器”式，他們一本接一本地閱讀只是爲了在計時器裏漏一遍；第三類是“過濾器”式，廣泛地閱讀只是爲了在記憶裏留下一鱗半爪；第四類纔是柯勒律治希望看到的閱讀，他們的閱讀不僅是爲了自己獲益，而且也爲了別人有可能來運用他們的知識，然而這樣的讀者在柯勒律治眼中是“猶如絢麗的鑽石一般既貴重又稀有的人”。顯然，加西亞·馬爾克斯是一顆柯勒律治理想中的“絢麗的鑽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