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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布爾加科夫</h3>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貧困潦倒的布爾加科夫給斯大林寫去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藝術劇院一個助理導演的職位，“如果不能任命我爲助理導演……”他說，“請求當個在編的普通配角演員。如果當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請求當個管劇務的工人。如果連工人也不能當，那就請求蘇聯政府以它認爲必要的任何方式儘快處置我，只要處置就行……”
作爲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師，布爾加科夫在驕傲與克服飢餓之間顯得困難重重，最終他兩者都選擇了，他在“請求”的後面沒有絲毫的乞討，當他請求做一個管劇務的工人時，依然驕傲地說：“只要處置就行。”
同年四月十八日，斯大林撥通了布爾加科夫家的電話，與布爾加科夫進行了簡短的交談，然後布爾加科夫成爲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一名助理導演。他重新開始寫作《大師和瑪格麗特》，一部在那個時代不可能獲得發表的作品，布爾加科夫深知這一點，因此他的寫作就更爲突出地表達了內心的需要，也就是說他的寫作失去了實際的意義，與發表、收入、名譽等毫無關係，寫作成爲了純粹的自我表達，成爲了布爾加科夫對自己的紀念。
這位來自基輔的神學教授的兒子，自幼靦腆、斯文、安靜，他認爲：“作家不論遇到多大困難都應該堅貞不屈……如果使文學去適應把個人生活安排得更爲舒適、更富有的需要，這樣的文學便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勾當了。”
他說到做到，無論是來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見，還是來自藝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壓力，都不能使他改變自己的主張，於是他生活貧困，朋友疏遠，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爾加科夫“微笑着接受厄運的挑戰”，就像一首牙買加民歌裏的奴隸的歌唱：“你們有權力，我們有道德。”
在這種情況下，布爾加科夫的寫作只能是內心獨白，於是在憤怒、仇恨和絕望之後，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寫作，就像疾病使普魯斯特回到寫作，孤獨使卡夫卡回到寫作那樣，厄運將布爾加科夫與榮譽、富貴分開了，同時又將真正的寫作賦予了他，給了他另一種歡樂，也給了他另一種痛苦。
回到了寫作的布爾加科夫，沒有了出版，沒有了讀者，沒有了評論，與此同時他也沒有了虛榮，沒有了毫無意義的期待。他獲得了寧靜，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鬥爭；用不着一方面和報紙、雜誌誇誇其談，另一方面獨自一人時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從世俗的榮耀裏脫身而出，從而使自己回到寫作，因爲他沒有機會離開寫作了，他將自己的人生掌握在敘述的虛構裏，他已經消失在自己的寫作之中，而且無影無蹤，就像博爾赫斯寫到佩德羅·達米安生命消失時的比喻，“彷彿水消失在水中”。
在生命的最後十二年裏，布爾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後，《大師和瑪格麗特》的寫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虛構了撒旦對莫斯科的訪問，也虛構了自己；或者說他將自己的生活進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擴張了想象，縮小了現實。因此在最後的十二年裏，很難說布爾加科夫是貧困的，還是富有的；是軟弱的，還是強大的；是走投無路的，還是左右逢源的。
<h3>大師和瑪格麗特</h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