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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革”結束了，改革開放開始了，留學生一到中國就學會了“下海”，“市場經濟”這樣的漢語詞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遇到過一個美國女學生，到北京才幾天時間，就會說：“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我覺得，漢學家的歷史，或者說學習漢語的歷史，其實也折射出了中國的歷史。這是從一個奇妙的角度出發，濃縮了中國社會的動盪和變遷。
因此，當我收到馬悅然所著的《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時，我知道自己將要閱讀的是漢學史的起源。這本書伴隨了我今年五月至六月的歐洲七國之行，又伴隨了我七月的三次中國南方之行。每次住進一家旅館時，我打開箱子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將這本書拿出來放在牀頭。
這是漫長的閱讀，也是密集活動和旅行疲勞裏的短暫享受。閱讀這本書是愉快和受益匪淺的經歷，可是評論這本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馬悅然在《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一書中，將人物傳記、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文學敘述和漢學研究熔於一爐。
在這本書中，我們隨時可以讀到馬悅然對老師高本漢由衷的尊敬之情，然而對老師的愛戴並不影響馬悅然客觀的敘述。馬悅然在“序言”裏引用了威爾斯的話：“一個人的傳記應該由一個誠實的敵人來寫。”其後他自己寫道：“我猜想，這句話的用意在於提醒那些傳記作家，切記不要過多地美化他們描寫的對象。我在寫作時，把這句話牢記心中。”
確實如此，當一場戰爭阻止了高本漢強大的學術競爭對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進入與高本漢相同的研究領域時，高本漢當時幸災樂禍的心情在馬悅然的筆下栩栩如生。還有高本漢年輕時的狂妄和功成名就後的驕傲，馬悅然也是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當然，我要說明一下，馬悅然在這裏是用一種欣賞的筆調來表達高本漢如何從狂妄走向驕傲的。有趣的是，在馬悅然筆下，年輕時的高本漢雖然狂妄，卻仍然有着和現實妥協的本領。高本漢高中時當選爲“母語之友”協會的主席，該協會每年的迎春會都要演出一部話劇，當協會的多數理事提議演出斯特林堡的作品時，立刻遭到高本漢的反對，他的理由是斯特林堡“在廣大公衆中的形象不佳，在選擇劇目的時候應該考慮觀看演出的公衆”。
這本書是從一篇優美的散文開始的，是高本漢十三歲的時候描寫自己家鄉延雪平的一篇作文。高本漢的文學才華在此初露端倪，差不多四十年以後高本漢用克拉斯·古爾曼的筆名發表了三部長篇小說，多數評論家給予了讚揚。馬悅然用順敘的方式講述了高本漢的故事，同時又不失時機地將中國的動盪和歐洲的變遷盡收眼底，還有音韻學、文字學、語言學、語音學等十分專業的研究，也是水到渠成地書寫了出來。
我的閱讀時快時慢。最快的部分來自高本漢的成長故事和他家人的性格描寫，我喜歡高本漢的兄弟姐妹，更喜歡高本漢的母親艾拉，這位一生勤勞的女性十分風趣，她說自己“只有到永遠不做彌撒，豬該剪毛時才肯休息”，而且每個孩子都會從艾拉那裏獲得一個美好的外號，比如高本漢是艾拉的“我的帥哥”。艾拉的幽默裏時常是尖酸刻薄，她說：“你向一隻手發願，向另一隻手啐唾沫，你看哪一隻手最行！”還有，“有時候魔鬼該殺也得殺”。高本漢在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寫給未婚妻茵娜的信中，尖刻和幽默地提到了他在學術上的勁敵伯希和，他在信中說：“我今天本來想給沙畹寫信，問一問伯希和是否還活着。他肯定還活着，壞人長壽。再說了，打死這麼能幹的一個人也不光彩。”
馬悅然在書中寫道：“我們有理由相信，高本漢戲劇性的幽默和有時尖刻的語言可能是來自母親的遺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