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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例子來自他們的俄羅斯同胞瓦西里·康定斯基。對康定斯基而言，幾乎每一種色彩都能夠在音樂中找到相對應的樂器，他認爲：“藍色是典型的天堂色彩，它所喚起的最基本的感覺是寧靜。當它幾乎成爲黑色時，它會發出一種彷彿是非人類所有的悲哀。當它趨向白色時，它對人的感染力就會變弱。”因此他斷言，淡藍色是長笛，深藍色是大提琴，更深的藍色是雷鳴般的雙管巴斯，最深的藍色是管風琴。當藍色和黃色均勻調合成爲綠色時，康定斯基繼承了印象派的成果，他感到綠色有着特有的鎮定和平靜，可是當它一旦在黃色或者藍色裏佔優勢時，就會帶出相應的活力，從而改變內在的感染力，所以他把小提琴給了綠色，他說：“純粹的綠色是小提琴以平靜而偏中的調子來表現的。”而紅色有着無法約束的生氣，雖然它沒有黃色放肆的感染效果，然而它是成熟的和充滿強度的。康定斯基感到淡暖紅色和適中的黃色有着類似的效果，都給人以有力、熱情、果斷和凱旋的感覺，“在音樂裏，它是喇叭的聲音”。硃紅是感覺鋒利的紅色，它是靠藍色來冷卻的，但是不能用黑色去加深，因爲黑色會壓制光芒。康定斯基說：“硃紅聽起來就像大喇叭的聲音，或雷鳴般的鼓聲。”紫色是一個被冷化了的紅色，所以它是悲哀和痛苦的，“在音樂裏，它是英國號或木製樂器（如巴松）的深沉調子”。
康定斯基喜歡引用德拉克洛瓦的話，德拉克洛瓦說：“每個人都知道，黃色、橙色和紅色給人歡快和充裕的感覺。”歌德曾經提到一個法國人的例子，這個法國人由於夫人將室內傢俱的顏色從藍色改變成深紅色，他對夫人談話的聲調也改變了。還有一個例子來自馬塞爾·普魯斯特，當他下榻在旅途的某一個客棧時，由於房間是海洋的顏色，就使他在遠離海洋時仍然感到空氣裏充滿了鹽味。
康定斯基相信色彩有一種直接影響心靈的力量，他說：“色彩的和諧必須依賴於與人的心靈相應的振動，這是內心需要的指導原則之一。”康定斯基所說的“內心需要”，不僅僅是指內心世界的衝動和渴望，也包含了實際表達的意義。與此同時，康定斯基認爲音樂對於心靈也有着同樣直接的作用。爲此，他借用了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的詩句，斷然認爲那些靈魂沒有音樂的人，那些聽了甜蜜和諧的音樂而不動情的人，都是些爲非作歹和使奸弄詐的人。在康定斯基看來，心靈就像是一個容器，繪畫和音樂在這裏相遇後出現了類似化學反應的活動，當它們互相包容之後就會出現新的和諧。或者說對心靈而言，色彩和音響其實沒有區別，它們都是內心情感延伸時需要的道路，而且是同一條道路。在這方面，斯克里亞賓和康定斯基顯然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前者從繪畫出發，後者是從音樂出發。
斯克里亞賓比裏姆斯基·科薩科夫走得更遠，他不是通過配器，或者說是通過管絃樂法方面的造詣來表明音樂中的色彩，他的努力是爲了在精神上更進一步平衡聲與色的關係。在一九一一年莫斯科出版的《音樂》雜誌第九期上，斯克里亞賓發表了有關這方面的圖表，他認爲這是爲他的理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在此之前，另一位俄羅斯人A.薩夏爾金·文科瓦斯基女士也發表了她的研究成果，也是一份圖表，她的研究表明：“通過大自然的色彩來描述聲音，通過大自然的聲音來描述色彩，使色彩能耳聽，聲音能目見。”俄羅斯人的好奇心使他們在此領域樂此不疲，康定斯基是一個例子，斯克里亞賓是另一個例子，這是兩個對等起來的例子。康定斯基認爲音樂與繪畫之間存在着一種深刻的關係，爲此他藉助了歌德的力量，歌德曾經說過繪畫必須將這種關係視爲它的根本。康定斯基這樣做了，所以他感到自己的作品表明了“繪畫在今天所處的位置”。如果說斯克里亞賓想讓他的樂隊演奏繪畫，那麼瓦西里·康定斯基一直就是在畫音樂。
長期在巴黎蒙馬特的一家酒吧裏彈鋼琴的薩蒂，認爲自己堵住了就要淹沒法國音樂思想和作品的瓦格納洪流，他曾經對德彪西說：“法國人一定不要捲入瓦格納的音樂冒險活動中去，那不是我們民族的抱負。”雖然在別人看來，他對同時代的德彪西和拉威爾的影響被誇大了，“被薩蒂自己誇大了”，不過他確實是印象派音樂的前驅。他認爲他的道路，也是印象派音樂的道路開始於印象派繪畫。薩蒂說：“我們爲什麼不能用已由莫奈、塞尚、圖盧茲—勞特累克和其他畫家所創造出的，併爲人們熟知的方法？我們爲什麼不能把這些方法移用在音樂上？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了。”
薩蒂自己這麼做了，拉威爾和德彪西也這麼做了，做得最複雜的是拉威爾，做得最有名的可能是德彪西。法國人優雅的品質使他們在處理和聲時比俄羅斯人更細膩，於是德彪西音響中的色彩也比斯克里亞賓更加豐富與柔美，就像大西洋黃昏的景色，天空色彩的層次如同海上一層層的波濤。勳伯格在《用十二音作曲》中這樣寫道：“他（德彪西）的和聲沒有結構意義，往往只用作色彩目的，來表達情緒和畫面。情緒和畫面雖然是非音樂的，但也成爲結構要素，併入到音樂功能中去。”將莫奈和塞尚的方法移用到音樂上，其手段就是勳伯格所說的，將非音樂的畫面作爲結構要素併入到音樂功能之中。
有一個問題是，薩蒂他們是否真的堵住了瓦格納洪流？雖然他們都是浪漫主義的反對者和印象主義的擁護者，然而他們都是聰明人，他們都感受到了瓦格納音樂的力量，這也是他們深感不安的原因所在。薩蒂說：“我完全不反對瓦格納，但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音樂——如果可能的話，不要任何‘酸菜’。”薩蒂所說的酸菜，是一種德國人喜歡喫的菜。由此可見，印象主義者的抵抗運動首先是出於民族自尊，然後纔是爲了音樂。事實上瓦格納的影響力是無敵的，這一點誰都知道，薩蒂、拉威爾和德彪西他們也是心裏明白。這就是藝術的有趣之處，強大的影響力不一定來自學習和模仿，有時候恰恰產生在激烈的反對和抵抗之中。因此，勳伯格作爲局外人，他的話也就更加可信，他說：“理查·瓦格納的和聲，在和聲邏輯和結構力量方面促進了變化。變化的後果之一就是所謂和聲的印象主義用法，特別是德彪西在這方面的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