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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寫作的時候聽不聽？
餘華： 不聽。
記者： 聽說您對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
餘華： 我喜歡爲內心而創作的藝術家。在我看來，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是爲內心的需要而創作的，他一生都在解決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係，所以我尊敬他。如果拿貝多芬和馬勒作爲柴可夫斯基的兩個參照系，我個人的感受和體驗可能更接近柴可夫斯基。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所表達的痛苦，是一種古典的痛苦。在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我們經常會聽到痛苦的聲音，可在那些痛苦中我們找不到自我的分裂，所以貝多芬的痛苦在我看來很像是激動，或者說在他那裏痛苦和激動水乳交融了。貝多芬的交響曲中，我最喜歡的是《田園》，《田園》表達了至高無上的單純。
記者： 您的意思是說，貝多芬代表了十八世紀？
餘華： 貝多芬創造的是一個英雄時代的音樂，因爲他不復雜，所以我更喜歡聽他的單純。馬勒音樂中的複雜成分，你在貝多芬那裏很難找到，但在柴可夫斯基那裏可以找到。馬勒和柴可夫斯基其實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我總覺得柴可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
記者： 有一種說法，認爲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裏表達的只是他個人的痛苦，而馬勒音樂裏表達的是整個猶太民族及世紀末的痛苦，馬勒能在音樂中超越痛苦，而柴可夫斯基卻永遠跳不出來。
餘華： 一個人和他所處的民族、時代背景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只要完整地表達好一個人的真實內心，就什麼都有了。我聽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不用去了解，一聽就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俄羅斯的產物。我覺得柴可夫斯基是馬勒的前輩，就是因爲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沒有超越。幹嗎非要超越呢？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充滿了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
記者： 您認爲絕望和超越絕望，這兩者有沒有高低之分？
餘華： 深陷在絕望之中，或者說能夠超越絕望，這應該是同等的兩種不同的生存狀況。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容易被絕望吸引，這使我更容易被它感動。因爲絕望比超越更痛苦，也就是說絕望是一種徹底的情感，而超越是一種變化的情感。柴可夫斯基是把痛苦赤裸裸地撕給人們看，所以我以爲柴可夫斯基比馬勒更能代表十九世紀的世紀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