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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你不喜歡馬勒？
餘華： 應該說，每一個作家的創作情況不一樣，每一個音樂家的創作情況也是各有千秋。杯子和水瓶並沒有好壞之分，說他們有好壞，就過於簡單。馬勒的交響曲中，我最喜歡的就是《第九交響曲》。當他要傷感地向這個世界告別，當他要表達的是非常具體的一個活着的個人與死亡的關係時，顯得非常有力量，表達得無與倫比。
記者： 您認爲馬勒的《第九交響曲》，是他個人與死亡的對話？
餘華： 或者說是一種關係，一個活着的人和死亡的交往過程。起先是要抵制，後來才發現，死亡已經給了他一切。這部交響曲由卡拉揚指揮的那個版本，非常感人。相比之下，馬勒的《第二交響曲》，我覺得缺少情感上的力度。在馬勒這裏，《復活》好像是一種思考或者說是一種理想，一種觀點；而《第九交響曲》表達的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問題。他老了，心臟脆弱，他要死了，他不可能迴避，也不可能超越，只能面對它。
記者： 有人認爲，柴可夫斯基就好比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的屠格涅夫。您的觀點呢？
餘華： 柴可夫斯基一點也不像屠格涅夫，鮑羅丁有點像屠格涅夫。我覺得柴可夫斯基倒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相近，因爲他們都表達了十九世紀末的絕望，那種深不見底的絕望，而且他們的民族性都是通過強烈的個人性來表達的。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充滿了他自己生命的聲音。感傷的懷舊，纖弱的內心情感，強烈的與外在世界的衝突，病態的內心分裂，這些都表現得非常真誠。柴可夫斯基是一層一層地把自己穿的衣服全部脫光。他剝光自己的衣服，不是要你們看到他的裸體，而是要你們看到他的靈魂。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中，我們經常會聽到突然出現的不和諧：一會兒還是優美的旋律，一會兒就好像突然有一塊玻璃被敲碎。有人認爲這是作曲技法上的問題，但我覺得絕不是他在技巧上出現了問題。他的《洛可可主題變奏曲》，變奏非常漂亮；他的交響曲的配器，層次也非常豐富，我認爲他的交響曲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他音樂中的不和諧因素，是他的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係的表現，充分表達了他與現實之間的敵對，他的個體生命中的這一部分和另一部分的敵對。柴可夫斯基是一位內心扭曲，或者說是內心分裂的作曲家。他身上其實沒有什麼浪漫，在他同時代的作曲家中，我們很難聽到他音樂中那種尖利的聲音。它突然出現，打斷甜蜜的場景，然後就變成主要的旋律。在第六交響曲《悲愴》的第一樂章中，主要主題就被這種不和諧打斷過好幾次。中間有一次，已經發展得非常輝煌，突然又被打斷。這主題最後一次出現的時候，已經是傷痕累累了，非常感人。這種不斷被打斷，恰恰是現代人靈魂的聲音。一個正常的人，在與現實和自身的關係中屢屢受挫，遭受各種各樣的打擊，最後是傷痕累累、破衣爛衫地站在地平線上，揮揮手就要告別世界了。聽到這裏，我都想掉眼淚。有人說柴可夫斯基沒有深度，我不明白他們所指的深度是什麼。
記者： 您認爲恰恰是這種和諧中的不和諧、不和諧再回到和諧，構成了柴可夫斯基音樂中的深刻性？
餘華： 柴可夫斯基的深刻在於他真實地瞭解自己。一個人真實地瞭解了自己，也就會真實地瞭解世界，又因爲真實地瞭解了世界，也就無法忍受太多的真實。就是這種分裂式的不和諧，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才那樣感人。要是沒有這種不和諧，他很可能成爲莫扎特的翻版。
記者： 您認爲柴可夫斯基與莫扎特之間，有什麼聯繫？
餘華： 莫扎特是天使，而柴可夫斯基是下地獄的罪人。我的意思是說，莫扎特的音樂是建立在充分和諧的基礎上的音樂，他的旋律優美感人，而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在旋律上來說，也同樣是優美感人的。因爲柴可夫斯基有罪，所以他的音樂常常是建立在不和諧的基礎上。有人說莫扎特是超越人世，其實他是不懂人世——天使會懂人世嗎？而柴可夫斯基是因爲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他必須下地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