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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在我上学的时候，泰戈尔可红了：一是因为他的诗文被收录到中学课本，考试常常会考到；二是因为他的文章被冰心、徐志摩、郑振铎等民国文人翻译和赞颂，那时的文人似乎更文艺。但是有了电脑、有了手机之后，特别是智能手机普及之后，看书的人越来越少，文艺青年越来越受歧视，诗人越来越像个骂人的称谓，他的知名度相对降低了不少。
二〇一五年年底，我翻译的《飞鸟集》出版接近半年之后，泰戈尔的名字因为我这本翻译书又热闹了起来。我真不是很清楚最开始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最早看到的一篇是《王小波十五岁便明白的道理，冯唐四十四岁还没想明白》，大概吐槽点是王小波在小时候听哥哥念到查良铮先生的翻译，“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涅瓦河的流水多么庄严”等，觉得这是好的中文，而我四十四岁了，还不觉得郑振铎翻译的是好中文。我只是笑了笑，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多大岁数、小时候看什么中文长大的，我心里想的是，我一直没培养出从翻译作品中学习汉语的习惯，我学习汉语的材料是《诗经》《史记》《资治通鉴》、历朝笔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调。
隔了三天，别人转给我另一篇《冯唐翻译了〈飞鸟集〉，于是泰戈尔就变成了郭敬明》，我还是没当回事儿，也没在意。这种句式听上去气派，但是用的人很可能也没读过泰戈尔的原文、我的翻译，很可能也没读过多少郭敬明的文章。
再过几天，舆论就变得令人拍案惊奇了，出现很多类似如下的题目：《冯唐入围文学翻译最高奖，〈飞鸟集〉震惊世界文坛》《冯唐的译风逾越了翻译的底线》《当黑冯唐成为文艺圈儿的一次狂欢》《冯唐一译诗，泰戈尔两行泪》。也有打抱不平的文章，比如《你为什么只看到裤裆》等；也有阴谋论的文章，比如《一次莫名其妙的下架：一本没多少人读的书，怎么危害孩子们》等；也有觉得小题大做了的文章，比如《〈飞鸟集〉下架，才是糟蹋〈飞鸟集〉的最佳方式》。
再之后就更离谱了，有些文章的题目是《冯唐翻译泰戈尔惹大祸，印度网友说马上绞死他》。再之后就是印度媒体派来使者，约我喝咖啡，聊了一个小时，试图和我一起分析，到底怎么了？
我翻译《飞鸟集》的初心是想借翻译一本东方先贤的极简诗集安静下来。在我一心向学之后，二〇一四年七月之前，我一直忙碌，总觉得书读不完，要加紧；事儿做不完，要加紧；人见不完，要加紧。二〇一四年七月我辞职，飞到加州湾区待着，我想我需要学点我不会的东西，比如慢下来、安静下来。人总是要死的，忙是死，慢也是死，我忙了三十年，我试试慢上三个月。
我选《飞鸟集》的原因也简单：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他的文章是我小时候爱读的；《飞鸟集》字数很少，但是意思很深。
翻译《飞鸟集》的三个月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我租了一个靠近纳帕溪谷的房子，房子很破旧，院子很大，草木丰美，虫鸟出没，风来来去去，风铃叮叮当当。三个月，一百瓶酒，三百二十六首诗，八千字。有时候，一天只能翻定几个字，“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推敲之后，饮酒，饮酒之后发呆，看天光在酒杯里一点点消失，心里的诗满满的，“她期待的脸萦绕我的梦，雨落进夜的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