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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在生活裏迷失了方向的家庭，茫然若失的情緒猶如每天的日出一樣照耀着他們，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都不由自主地助長着自己的孤僻性格，歲月的流逝使他們在可憐的自我裏越陷越深，到頭來母子和兄妹之間視同陌路。博爾赫斯在《納撒尼爾·霍桑》一文中這樣告訴我們：“霍桑船長死後，他的遺孀，納撒尼爾的母親，在二樓自己的臥室裏閉門不出。兩姐妹，路易莎和伊麗莎白的臥室也在二樓；最後一個房間是納撒尼爾的。那幾個人不在一起喫飯，相互之間幾乎不說話；他們的飯擱在一個托盤上，放在走廊裏。納撒尼爾整天在屋裏寫鬼故事，傍晚時分纔出來散散步。”
身材瘦長、眉目清秀的霍桑顯然沒有過肖斯塔科維奇那樣生機勃勃的年輕時光，他在童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未老先衰的生活，直到三十八歲遇到他的妻子索菲亞，此後的霍桑總算是品嚐了一些生活的真正樂趣。在此之前，他的主要樂趣就是給他在波多因大學時的同學朗費羅寫信，他在信中告訴朗費羅：“我足不出戶，主觀上一點不想這麼做，也從未料到自己會出現這種情況。我成了囚徒，自己關在牢房裏，現在找不到鑰匙，儘管門開着，我幾乎怕出去。”這兩位19世紀美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出自同一個校園，不過他們過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朗費羅比霍桑聰明得多，他知道如何去接受著名詩人所能帶來的種種好處。陰鬱和孤僻的霍桑對此一無所知，他熱愛寫作，卻又無力以此爲生，只能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應付稅關職員的工作，然後將壓抑和厭世的情緒通過書信傳達給朗費羅，試圖將他的朋友也拉下水。朗費羅從不上當，他只在書信中給予霍桑某些安慰，而不會爲他不安和失眠。真正給予霍桑無私的關心和愛護的只有索菲亞，她像霍桑一樣熱愛着他的寫作，同時她精通如何用最少的錢將一個家庭的生活維持下去，當霍桑丟掉了稅關的職務沮喪地回到家中時，索菲亞卻喜悅無比地歡迎他，她的高興是那麼的真誠，她對丈夫說：“現在你可以寫你的書了。”
納撒尼爾·霍桑作品中所瀰漫出來的古怪和陰沉的氣氛，用博爾赫斯的話說是“鬼故事”，顯然來源於他古怪和陰沉的家庭。按照人們慣常的邏輯，人的記憶似乎是從五歲時才真正開始，如果霍桑的記憶不例外的話，自四歲的時候失去父親，霍桑的記憶也就失去了童年，我所指的是大多數人所經歷過的那種童年，也就是肖斯塔科維奇和朗費羅他們所經歷過的童年，那種屬於田野和街道、屬於爭吵和鬥毆、屬於無知和無憂的童年。這樣的童年是貧窮、疾病和死亡都無法改變的。霍桑的童年猶如籠中之鳥，在陰暗的屋子裏成長，和一個喪失了一切願望的母親，還有兩個極力模仿着母親並且最終比母親還要陰沉的姐妹生活在一起。
這就是納撒尼爾·霍桑的童年，牆壁阻斷了他與歡樂之間的呼應和對視，他能夠聽到外面其他孩子的喧譁，可是他只能待在死一般沉寂的屋子裏。門開着，他不是不能出去，而是——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幾乎怕出去”。在這樣的環境裏成長起來的霍桑，自然會理解威克菲爾德的離奇想法，在他寫下的近兩千頁的故事和小品裏，威克菲爾德式的人物會在頁碼的翻動中不斷湧現，古怪、有趣和令人沉思。博爾赫斯在閱讀了霍桑的三部長篇和一百多部短篇小說之外，還閱讀了他保存完好的筆記，霍桑寫作心得的筆記顯示了他還有很多與衆不同的有趣想法，博爾赫斯在《納撒尼爾·霍桑》一文中向我們展示一些霍桑沒有在敘述中完成的想法——“有個人從十五歲到三十五歲讓一條蛇待在他的肚子裏，由他飼養，蛇使他遭到了可怕的折磨。”“一個人清醒時對另一個人印象很好，對他完全放心，但夢見那個朋友卻像死敵一樣對待他，使他不安。最後發現夢中所見纔是那人的真實面目。”“一個富人立下遺囑，把他的房子贈送給一對貧窮的夫婦。這對夫婦搬了進去，發現房子裏有一個陰森的僕人，而遺囑規定不準將他解僱。僕人使他們的日子過不下去；最後才知道僕人就是把房子送給他們的那人。”……
索菲亞進入了霍桑的生活之後，就像是一位技藝高超的工匠那樣修補起了霍桑破爛的生活，如同給磨破的褲子縫上了補丁，給漏雨的屋頂更換了瓦片，索菲亞給予了霍桑正常的生活，於是霍桑的寫作也逐漸顯露出一些正常的情緒，那時候他開始寫作《紅字》了。與威克菲爾德式的故事一樣，《紅字》繼續着霍桑因爲過多的沉思後變得越來越壓抑的情緒。這樣的情緒源遠流長，從老納撒尼爾死後就開始了，這是索菲亞所無法改變的。事實上，索菲亞並沒有改變霍桑什麼，她只是喚醒了霍桑內心深處另外一部分的情感。這樣的情感在霍桑的心裏已經沉睡了三十多年，現在醒來了，然後人們在《紅字》裏讀到了一段段優美寧靜的篇章，讀到了在《聖經》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同情和憐憫，讀到了忠誠和眼淚……這是《威克菲爾德》這樣的故事所沒有的。
1850年，也就是窮困潦倒的愛倫·坡去世後不久，《紅字》出版了。《紅字》的出版使納撒尼爾·霍桑徹底擺脫了與愛倫·坡類似的命運，使他聲名遠揚，次年就有了德譯本，第三年有了法譯本。霍桑家族自從約翰法官死後，終於再一次迎來了顯赫的名望，而且這一次將會長存下去。此後的霍桑度過了一生裏最爲平靜的十四年，雖然那時候的寫作還無法致富，然而生活已經不成問題，霍桑與妻子索菲亞還有子女過起了心安理得的生活。當他接近六十歲的時候，四歲時遭受過的命運再一次找上門來，這一次是讓他的女兒夭折。與肖斯塔科維奇不斷遭受外部打擊的盾牌似的一生不同，霍桑一生如同箭靶一樣，把每一支利箭都留在了自己的心臟上。他默默地承受着，牙齒打碎了往肚裏咽，就是他的妻子索菲亞也無法瞭解他內心的痛苦究竟有多少，這也是索菲亞爲什麼從來都無法認清他的原因所在。對索菲亞來說，霍桑身上總是籠罩着一層“永恆的微光”。女兒死後不到一年，1864年的某一天，不堪重負的霍桑以平靜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睡夢裏去世了。霍桑的死，就像是《紅字》的敘述那樣寧靜和優美。
納撒尼爾·霍桑和肖斯塔科維奇，一位是1804年至1864年之間出現過的美國人，另一位是1906年至1975年之間出現過的俄國人；一位寫下了文學的作品，另一位寫下了音樂的作品。他們置身於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完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命運，他們之間的距離比他們相隔的一個世紀還要遙遠。然而，他們對內心的堅持卻是一樣的固執和一樣的密不透風，心靈的相似會使兩個截然不同的人有時候成爲了一個人，納撒尼爾·霍桑和肖斯塔科維奇，他們的某些神祕的一致性，使他們獲得了類似的方式，在歲月一樣漫長的敘述裏去經歷共同的高潮。
<h3>《第七交響曲》和《紅字》</h3>
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中第一樂章的敘述，確切地說是第一樂章中著名的侵略插部與《紅字》的敘述迎合到了一起，彷彿是兩面互相凝視中的鏡子，使一部音樂作品和一部文學作品都在對方的敘述裏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肖斯塔科維奇讓那個插部進展到了十分鐘以上的長度，同時讓裏面沒有音樂，或者說由沒有音樂的管絃樂成分組成，一個單一曲調在鼓聲裏不斷出現和不斷消失，如同霍桑《紅字》中單一的情緒主題的不斷變奏。就像肖斯塔科維奇有時候會在敘述中放棄音樂一樣，納撒尼爾·霍桑同樣也會放棄長篇小說中必要的故事的起伏，在這部似乎是一個短篇小說結構的長篇小說裏，霍桑甚至放棄了敘述中慣用的對比，肖斯塔科維奇也在這個侵略插部中放棄了對比。接下來他們只能赤裸裸地去迎接一切敘述作品中最爲有力的挑戰，用漸強的方式將敘述進行下去。這兩個人都做到了，他們從容不迫和舉重若輕地使敘述在軟弱中越來越強大。毫無疑問，這種漸強的方式是最爲天真的方式，就像孩子的眼睛那樣單純，同時它又是最爲有力的敘述，它所顯示的不只是敘述者的技巧是否爐火純青，當最後的高潮在敘述的漸強裏逐步接近並且終於來到時，它就會顯示出人生的重量和命運的空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