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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三</h3>
有必要對人類思維的器官（頭腦）進行“灌輸”的想法，時下正方興未艾。我認爲腦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舉。有一些人說它是進行競爭的工具，所以人就該在出世之前學會說話，在三歲之前背誦唐詩。假如這樣來使用它，那麼它還能獲得什麼幸福，實在堪虞。知識雖然可以帶來幸福，但假如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當然，如果有人樂意這樣來對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對孩子表示同情而已。還有人認爲，頭腦是表示自己是個好人的工具，爲此必須學會背誦一批格言、教條——事實上，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實際上要好，十足虛僞。這使我感到了某種程度的痛苦，但還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總有人想要用種種理由消滅幸福所需要的參差多態。這些人想要這樣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說得更確切些，是出於功利方面的考慮。因此他們就把思想分門別類，分出好的和壞的，但所用的標準很是可疑。他們認爲，假如人們腦子裏灌滿了好的東西，天下就會太平。因此他們準備用當年軍代表對待我們的態度，來對待年輕人。假如說，思想是人類生活的主要方面，那麼，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改變人的思想，正如爲了某個人的幸福把他殺掉一樣，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認爲，人應該充滿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調低下的思想。這種說法聽上去美妙，卻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爲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總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誰就成了問題。假設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腦子挖出來扔掉，換上他的，我絕不肯，除非你能夠證明我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權保證他思想的連續性，到死方休。更何況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們自己的立場來度量的，假如我全盤接受，無異於請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雞到我腦子裏下蛋，而我總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來是長了一座雞窩。想當年，我在軍代表眼裏，也是很低下的人，他們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強加給我，也是一種腦移植。菲爾丁曾說，既善良又偉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所以這種腦移植帶給我的不光是善良，還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願地用一句功利的說法：在現實世界上，蠢人辦不成什麼事情。我自己當然希望變得更善良，但這種善良應該是我變得更聰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況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善與惡爲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條路。不知道何爲惡，焉知何爲善？所以他們要求的，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
假設我相信上帝（其實我是不信的），並且正在爲善惡不分而苦惱，我就會請求上帝讓我聰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絕不會請他讓我愚蠢到讓人家給我灌輸善惡標準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負起灌輸的任務，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一選擇，並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選擇後者。
<h3>四</h3>
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那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也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幹成什麼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丟盔卸甲地逃回城裏。現在我認爲，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能，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鬆警惕。假設我被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假如讓我舉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時刻，那就是現在了。可能是因爲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爲已經成年，反正你要讓我去解放什麼人的話，我肯定要先問問，這些人是誰，爲什麼需要幫助；其次要問問，幫助他們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後我還要想想，自己直奔雲南去挖坑，是否於事有補。這樣想來想去，我肯定不願去插隊。領導上硬要我去，我還得去，但是這以後挖壞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認爲，善良而低智的人是無辜的。假如這種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後天的低智算不了無辜——再說，沒有比裝傻更便當的了。當然，這結論絕不是說當年那些軍代表是些裝傻的奸邪之輩——我至今相信他們是好人。我的結論是：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麼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然而，你勸一位自以爲已經明辨是非的人發展智力，增廣見識，他總會覺得你讓他捨近求遠，不僅不肯，還會心生怨恨。我不願爲這樣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現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惡標準，而且我現在並不比別人表現得壞。我認爲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按這個標準，別人說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惡時；別人說我最邪惡，就是我最善良時。當然我不想把這個標準推薦給別人，但我認爲，聰明、達觀、多知的人，比之別樣的人更堪信任。基於這種信念，我認爲我們國家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喪失了很多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