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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不看電影，不看小說，還可以關心一下正經學問，讀點理論文章、學術論文。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說，作者以馬列主義爲指南，以辯證唯物主義爲指導思想，爲了什麼什麼等等。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這裏，因爲我害怕看完後不能同意作者的觀點，就要冒反對馬列主義的危險。誠然，我可以努力證明作者口稱讚同馬列主義，實質上在反對馬列，但我又於心不忍，我和任何人都沒有這麼大的仇恨。
其實，不光是理論文章，就是電視劇、小說作者也會把自己的動機神聖化，然後把自己的作品神聖化，最後把自己也神聖化；這樣一來，他就像天兄下凡時的楊秀清。我對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裏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他們也用楊秀清的口吻說：爲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現在給大家耍場猴戲。我聽了以後幾乎要氣死——猴戲我當然沒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頭不喜歡，就背上了反對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這些順嘴就聖化自己的人管一管——電影、電視、小說、理論文章都可以強我喜歡（只要你不強我去看，我可以喜歡），連猴戲也要強我喜歡，實在太過分了——我最討厭的動物就是猴子，尤其是見不得它做鬼臉。
現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從事文化事業。不管在商界、產業界還是科技界，人們以聰明才智、辛勤勞動來進行競爭。唯獨在文化界，賭的是人品、愛國心、羞恥心。照我看來，這有點像賭命，甚至比賭命還嚴重。這種危險的遊戲有何獎品？只是一點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假設文化領域裏的一切論爭都是道德之爭、神聖之爭，那麼爭論的結果就該是出人命，重大的論爭就該有重大的結果，但這實在令人傷心。假若重大的論爭沒有重大的結果，那就更讓人傷心——一些人不道德、沒廉恥，還那麼正常地活着，正如孟子所說：無恥之恥，無恥矣！我實在不敢相信，文化界還有這麼多二皮臉之人。除了這兩種結果，還有第三種結果，那就是大家急赤白臉地爭論道德、廉恥，爭完了就忘了；這就是說，從起頭上就沒把廉恥當廉恥，道德當道德。像這樣的道德標準，絕不是像我這樣的人能接受的。
我認爲像我這樣的人不在少數：我們熱愛藝術、熱愛科學，認爲它們是崇高的事業，但是不希望這些領域裏的事同我爲人處世的態度、我對別人的責任、我的愛憎感情發生關係，更不願因此觸犯社會的禁忌。這是因爲，這兩個方面不在一個論域裏，而且後一個論域比前者要嚴重。打個比方，我像本世紀初年的一個爪哇土著人，此種人生來勇敢，不畏懼戰爭，但是更重視清潔。換言之，生死和清潔兩個領域裏，他們更看重後者；因爲這個緣故，他們敢於面對槍林彈雨猛衝，卻不敢朝着穢物衝殺。荷蘭殖民軍和他們作戰時，就把屎橛子劈面擲去，使他們望風而逃。當我和別人討論文化問題時，我以爲自己的審美情趣、文化修養在經受挑戰，這方面的反對意見就如飛來的子彈，不能使我懼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難就如飛來的糞便那樣使我膽寒。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現在文化的領域是個屎橛紛飛的場所，臭氣熏天——絕不是的；我只是說，它還有讓我膽寒的氣味。所以，假如有人以這種態度論爭，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離之外，然後再好言相勸：算了吧，何必呢？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第4期《東方》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