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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搞學問，除了閉門造車之外，與人討論問題也常常是免不了的。在討論時應該取何種態度，是個蠻有意義的問題。在這方面我有些見聞，雖然還不夠廣博，但已足夠有趣。先父是位邏輯學家，在五十年代曾參加過“邏輯問題大討論”，所以我雖然對邏輯所知不多，也把當年的論文集找出來細讀了一番。對於當年的論爭各方誰對誰錯，我沒有什麼意見，但是對論戰的態度卻很有看法。衆所周知，邏輯是一門嚴謹的科學，只要能爭出個對錯即可；可實際情況卻不是那樣，論戰的雙方都在努力證明對方是“資產階級”，持有“唯心主義”或“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無產階級，持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在我看來，邏輯問題是對錯真僞的問題，扯上這麼多，實屬冗餘；而且在五十年代被判定爲一名資產階級分子之後，一個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此種論戰的方式有恫嚇、威脅之意。一般認爲，五十年代的邏輯大討論還算是一次比較平和的討論，論戰各方都沒有因爲論點前往北大荒，這是必須肯定的。但要說大家表現了多少君子風度，恐怕就說不上了。
我們這個社會里的論戰大多要從平等的討論轉爲一方對另一方的批判，這是因討論的方式決定的。根據我的觀察，這些討論裏不是爭誰對誰錯，而是爭誰好誰壞。一旦爭出了結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壞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對壞蛋方當然還有些話要說，不但要批判，還要揭發。根據文獻，反右鬥爭後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在舊社會的作爲，女右派結交男朋友的方式，男右派偷窺女浴室的問題。當然，這個階段發生的事已經不屬討論的範疇，但還屬論戰的延續。再以後就是組織處理等等，更不屬討論的範圍，但是它和討論有異常顯著的因果關係。
“文化革命”裏，我是個小孩子，我住的地方有兩派，他們中間的爭論不管有沒有意義，畢竟是一種論爭。我記得有一陣子兩派的廣播都在朗誦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將革命進行到底》。倘若你以爲雙方都在表示自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那就錯了。大家感興趣的只是該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動派是毒蛇的一段——化成美女的蛇和露出毒牙的蛇，它們雖然已經感到冬天的威脅，但還沒有凍僵呢——朗誦這篇文章，當然是希望對方領會到自己是條毒蛇這一事實，並且感到不寒而慄。據我所見，這個希望落空了。後來雙方都朗誦另一篇光輝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顯然是把對方看成了反動派，準備接受他們的投降，但是對方又沒有這種自覺性。最後的結果當然是刀兵相見，打了起來。這以後的事雖然有趣，但已出了本文的範圍。
“文化革命”裏的兩派之爭，有一個階段，雖不屬論戰，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兩派都想證明對方成分不純或者道德敗壞，要麼發現對方庇護了大叛徒、走資派，要麼逮住他們幹了有虧德行的事。在後一個方面，只要有某派的一對青年男女待在一個屋子裏，對立面必派出一支精悍隊伍埋伏在外面，覺得裏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門進去。我住的地方知識分子成堆，而這些事又都是知識分子所爲。從表面上看，雙方都是斯文人，其實兇蠻得很。這使我感到，僅用言辭來證明自己比對方道德優越，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時候人們的確很難抑制自己的行動慾望。
現在，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不會認爲，討論問題的正當方式是把對方說成反動派、毒蛇，並且設法去捉他們的奸。然而，假如是有關誰好誰壞的爭論，假如不是因外力而中止，就會得到這種結果。因爲你覺得自己是好的，對方是壞的，而對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辯駁都會加深惡意。惡意到了一定程度，就會訴諸行動：假設你有權力，就給對方組織處理；有武力，就讓對方頭破血流；什麼都沒有的也會恫嚇檢舉。一般來說，真理是越辯越明，但以這種方式爭論，總是越辯越不明，你在哪個領域爭論，哪個領域就遭到損害。爭論的結果既然是有人好，有人壞；那麼好人該有好報，壞人該有壞下場，當然是不言自明。蘇聯曾在遺傳學方面展開了這種爭論，給生物學和生物學家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國在文化領域裏有過好多次這種論爭，得到了什麼結果，也很容易看出來。
現在我已是個中年人，我們社會里新的轟轟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發生了，但我發現人們的論戰方式並沒有大的改變，還是要爭誰好誰壞。很難聽的話是不說了，但是罵人也可以不帶髒字。現在最大規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新的電視劇或是電影，到底該爲此表示悲哀，還是爲之慶幸，我還拿不準，但是圍繞着這種文化事件發生的爭論之中，還有讓人大喫一驚的言論。舉例來說，前不久上演了一部電視劇《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說不好看，劇組的成員和一部分記者就開了個研討會，會議紀要登在《中國電視報》上。我記得製片人的發言探討了反對《唐》劇者的民族精神、國學修爲、道德水準諸方面，甚至認爲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慶幸的是，還沒有探討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從此之後，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國產電視劇，我怕我白髮蒼蒼的老母親忽然知道自己生了個傻兒子而傷心——因爲學習成績好，我媽一直以爲我很聰明。去看電影，尤其是國產電影，也有類似的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兩個方面：看了好電影不覺得好，你就不夠好；看了壞電影不覺得壞，你就成了壞蛋。有一些電影在國際上得了獎，我看了以後也覺得不壞，但有些評論者說，這些電影簡直是在賣國，如此說來，我也有背叛祖國的情緒了——誰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這種風險？
我現在既不看國產電影，也不看國產電視劇，而且不看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比方說，賈平凹先生的《廢都》，我就堅決不肯看，生怕看了以後會喜歡——雖然我在性道德上是無懈可擊的，但我深知，不是每個人都像我老婆那樣瞭解我。事實上，你只要關心文化領域的事，就可能介入了論戰的某一方，自身也不得清白，這種事最好還是避免。假如人人都像我這樣，我國的文化事業前景堪虞，不過我也管不了這麼多。不管影視也好，文學也罷，倘若屬於藝術的範疇，人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去欣賞，至不濟落個欣賞水平低的評價；一扯到道德問題，就讓人裹足不前了。這種怯懦並不是因爲我們不重視道德問題，而恰恰是因爲我們很重視道德問題。假如我幹了不道德的事，我樂於受到指責，並且負起責任；但這種不道德決不能是喜歡或不喜歡某個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