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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整治措施无力；
C.官员都是建国之后的人。
这需要作点解释，中国的腐败风，正规地起于青萍之末，应该是从“走后门”那辰光滋生，这个腐败小小的：要办事，弄个炸药包（点心）手榴弹（酒瓶），把后门弄开……其来也渐，其入也深，浸润也广，——从“文革”的禁锢中走出来，那种苦行僧的生活一下子消失，有酒可以喝得昏天黑地，有肉可以胀得脑满肠肥——尽吃尽喝愈弄愈大，且是上下一致“与时俱进”，血糖指数达三十，阳性到四个加号，尿糖试纸：黑色。
就整治情形来看，我认为当局决心和腕力都是颇有可观的。但明摆的事实是措施含糊，缺乏制度支持。武则天肃贪，是弄一些密告箱，用私人特务网巡察，确实冤杀了不少人，但这不失于一种制度，就治贪本身，也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雍正治贪，是用密折制度。他不设内阁，躬亲朱批这些私人奏折，对各地各要员的情形相当熟稔，这种制度我以为对官场的“他律”儆戒，确实有极大震慑。我们呢，“文革”之前有“三反五反”等运动，其它的政治运动也连带有肃贪力度，是“运动治贪”。后来没有了运动，其它措施跟不上去，贪风也就渐炽渐烈，成燎原之势。“发现一个查处一个”这只能说是办法。世界整个历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团体，“发现”了危害自身的异类而仍“不查处”的。问题本质是在“怎么发现”，而不是发现了“追究不追究”。就“办法”而言，我的看法也是少了又少的了。
而贪官那队伍呢？却是不断“成熟壮大”炽盛得成了气候。现今的干部队伍已经没有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很简单，这江山不是他打的，也就是说这家业不是他创的，他敢情就不爱护、不心痛。负责任的少了，巴结者混混儿“上去”的人也就多了。再就是贪官本来就有较高智商——纪晓岚说过类似这般的话：君子未必有才，而小人莫不有才——他们都是念过大书的人，又都是积极的“唯物”者。好智商加之强大的心理素质，又遇上了制度不健全，又逢改革转型环境秩序剧变……这一切一切，为贪风的滋长造成了千古良机。这悍贼的出现与发旺，实在有着它的社会深层因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