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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五月，我參加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節期間，去了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紀念館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築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殺害了六百多萬猶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萬，還有一百多萬死難者沒有被確認。在一個巨大的圓錐狀建築的牆上貼滿了死難者的遺像，令人震撼。死難兒童紀念館也是圓形建築，裏面的牆是由死難兒童的照片交替出現組成的，裏面的光也是由這些交替出現的照片帶來的，一個沉痛的母親的聲音週而復始地呼喚一百多萬個死難兒童的名字。紀念館的希伯來文原名來自《聖經》裏的“有記念、有名號”，原文是：“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
紀念館還有一處國際義人區，這是爲了紀念那些在大屠殺期間援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展示的國際義人有兩萬多名，他們中間一些人的話被刻在柱子上和牆上，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話：“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爲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爲我說話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話也被刻在那裏，一個波蘭人說出了一句讓我難忘的話。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國後，這個波蘭人被視爲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爲什麼要冒着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我只知道人是什麼”這句話說明了一切，我們可以在生活裏、在文學和藝術裏尋找出成千上萬個例子來解釋這句話，無論這些例子是優美的還是粗俗的；是友善和親切的，還是罵人的髒話和嘲諷的笑話；是頌揚人的美德，還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時，人性的光芒總會脫穎而出，雖然有時看上去是微弱的，實質卻無比強大。
我在耶路撒冷期間，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給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營裏的倖存者，他被關進集中營的時候還是個孩子，父親和他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他從未說起在集中營裏的經歷，這是很多集中營倖存者的共同選擇，他們不願意說，是因爲他們無法用記憶去面對那段痛苦的往事。當他老了，身患絕症時，他兒子（一個紀錄片導演）鼓勵他把那段經歷說出來，他同意了，面對鏡頭老淚縱橫地說了起來，現場攝製的人哭成一片。他說有一天，幾個納粹軍官讓集中營裏的猶太人排成長隊，然後納粹軍官們玩起了遊戲，一個拿着手槍的納粹軍官讓另一個隨便說出一個數字，那個人說了一個七。拿手槍的納粹軍官就從第一個數，數到七時舉起手槍對準這第七個人的額頭扣動扳機。拿手槍的納粹軍官逐漸接近他的時候，他感到父親悄悄把他拉向旁邊，與他換了一下位置，然後他才意識到自己剛纔站在七的位置上。那個納粹軍官數着數字走過來，對準他父親的額頭開槍，父親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時候他還不到十歲。
說點輕鬆的，也是二〇一〇年，我去南非現場看世界盃，學會了好幾種罵人的髒話，因爲每場比賽兩邊的球迷都用簡單的詞彙互罵，我記住了。可能是我個人的原因，什麼樣的髒話都是一學就會，現在這些髒話已經全忘了，後來沒機會用。差不多十年前，我家裏的餐桌是在宜家買的，桌面是一塊玻璃，上面印有幾十種文字的“愛”，開始的時候我看着它心想這世界上有多少數量的愛？有意思的是，爲什麼全世界的球迷在爲己方球隊助威時都用髒話罵對方球隊？爲什麼世界上所有的語言裏都有“愛”？這讓我想起兩個中國成語：異曲同工和殊途同歸，接下去我就說說這個。
中國的明清笑話集《笑林廣記》裏有一個故事：一個人拿着一根很長的竹竿過城門，橫着拿過不去，豎起來拿也過不去。一位老者看到後對他說，我雖然不是聖賢，也是見多識廣，你把竹竿折斷成兩截就能拿過去了。法國有個笑話，這是現代社會里的笑話：一個司機開一輛卡車過不了橋洞，卡車高出橋洞一些，司機不知所措之時，有行人站住腳，研究了一會兒，對司機說，我有一個好主意，你把四個車輪卸下來，卡車就可以開過去了。
這兩個笑話的時間地點相隔如此遙遠，一個是明清時期，一個是二十世紀；一個在中國，一個在法國。可是這兩個笑話如出一轍，這說明了什麼？應該說明了很多，我說不清楚，別人也說不清楚，也許有一點說明了，就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頭禪——人都是一樣的。
我再說說兩個與我有關的故事，第一個是《許三觀賣血記》，小說裏的許玉蘭感到委屈時就會坐到門檻上哭訴，把家裏的私事往外抖摟——這是基於我童年時期的生活經驗，當時我家的一個鄰居就是這樣。一九九九年，這部小說的意大利文版出版後，一位意大利讀者對我說，那不勒斯有不少像許玉蘭這樣的女人，隔些天就會坐到門口哭訴爆料。第二個是《兄弟》，十二年前在中國出版時受到很多批評，二〇〇八年出版法文版時，一位法國女記者採訪我時對此很好奇，問我爲什麼《兄弟》在中國遭受到那麼多的批評，哪些章節冒犯了他們。我告訴她有幾個章節，首先是李光頭在廁所裏偷窺，我還沒有來得及說其他的，這位女記者就給我說起法國男人如何在廁所裏偷窺的故事。這下輪到我好奇了，我說，李光頭在廁所裏偷窺的故事發生在中國的“文革”時期，那是一個性壓抑的年代，你們法國的男人和女人上牀並不那麼困難，爲什麼還要去廁所偷窺？她說，這是你們男人的本性。
類似的故事我可以繼續往下說，與我無關的應該比與我有關的還要多，讓我說一千零一夜是不可能的，說一百零一夜還是有可能的。從上述角度看，知道人是什麼似乎很簡單。可是換一個角度，從那位樸實善良的波蘭農民的角度來看，知道人是什麼就不那麼簡單了。“猶太人”在他的知識結構之外，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人是什麼，因此冒着生命危險去救猶太人。這個勇敢的行爲意味着什麼？我們可以稱之爲人性的力量，同時也意味着他確實知道人是什麼。這樣的人可能沒有我們認爲的那麼多。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麼。他在《雕刻時光》裏談到“影像思考”時，講述了曾經聽來的兩個真實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一羣叛軍在執刑的隊伍之前等待槍決，他們在醫院牆外的窪坑之間等待，時序正好是秋天。他們被命令脫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着滿是破洞的襪子，在泥坑之間走了好長一段時間，只爲尋找一片淨土來放置他幾分鐘之後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