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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李文求先生的邀請，使我有機會來到韓國，有機會在這裏表達我的一些想法。
在北京的時候，我收到的演講題目是《打開二十一世紀東亞文學的未來》，這個題目讓我感到慚愧，在涉及東亞文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只是對日本的文學有所瞭解，對韓國的文學可以說是一無所知。誠然，我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來解釋自己在這方面的無知，比如由於朝鮮的原因，中國和韓國很晚才建交的事實影響了兩國間文學的交流；另一個原因來自中國的圖書市場，我很難找到已經翻譯成漢語的韓國文學作品。我的韓國譯者白元淡教授告訴我，韓國在出版外國文學作品時，熱衷於對西方文學的介紹，對中國文學的介紹十分冷淡。中國的情況更加糟糕，這些年來中國幾乎沒有出版過韓國的文學作品。
關心西方發達國家遠遠超過關心自己的鄰居，這似乎是亞洲國家共同的特點，但是這幾年情況開始改變。在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已經將目光和研究的課題轉向自己的鄰國。去年，主編《創作與批評》的白樂晴教授和崔元植教授來到北京，與中國的學者和作家進行了廣泛的交流。
從相互關心到開始真正的交流，我相信這會獲得很大的收益。兩年前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人》一書中，白樂晴教授在第一章就澄清了韓國的民族文學與政府投入大量預算所標榜的“韓國式”民主主義不是一回事，白樂晴寫道：“政府所倡導的民族文學與我們基於民族的良心、文學的良心所指的民族文學有距離的話，談論‘民族文學’就不得不更爲小心。如果只將民族傳統的一部分隨便閹割下來保存與展示，並將鼓吹國民生活現在與將來的曖昧樂觀論當作民族文學的話，那麼它就不是正經文學，對民族大多數成員也無益。”
這是我在那次會議上的第一個收穫，因爲白樂晴教授在書中寫到的有關民族文學的段落，總是讓我忍不住想起中國的文學現實，有時候我會覺得白樂晴教授所寫的彷彿是中國的事，“將民族傳統的一部分隨便閹割下來保存與展示”，這也是某些中國官員所熱衷的，而且“將鼓吹國民生活現在與將來的曖昧樂觀論當作民族文學”，也是不少中國作家的所謂追求。
第二個收穫是在中國的《讀書》雜誌舉辦的討論會上，當一位中國的學者問崔元植教授關於南北韓分裂的問題時，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喫驚，他說南北韓分裂並不是朝鮮民族最重要的問題，他認爲最重要的是朝鮮民族是在中國、日本、俄羅斯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這四個大國的包圍中生存。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對韓國的學者和作家所倡導的民族文學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也就是白樂晴教授所指出的民族的良心和文學的良心。
同時，這也讓我想起了一位偉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這位寫下豐富旋律和迷人節奏的音樂家，一生中的很多時間都是在農村採集民間音樂，於是人們得以知道他那些達到形式對稱和題材統一的作品來自何處：與農民們在一起的生活經歷，使巴托克獲得了成千首典型的馬扎爾、斯洛伐克、特蘭西瓦尼亞和羅馬尼亞等地的民間音樂主題。然而中東歐地區的民間音樂與巴托克的音樂有着更爲複雜的關係，很多人認爲爲民間旋律配和聲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認爲這無論如何也比創作一個“獨特”的主題要容易得多（這樣的看法其實就是白樂晴教授所指責的“隨便閹割下來”的做法），可巴托克不這麼認爲，他在《農民音樂的重要性》一文中寫道：
處理民間旋律是極端困難的。我可以大膽斷言，處理民間曲調和創作一首大規模的作品一樣困難。只要想到這一點就可以明白：民間曲調不是作曲家自己的作品，而是早已存在的作品，這便是最大的困難之一。另一個困難在於民間旋律的特別性格。我們開始必須認識這種性格，還要深入瞭解它，最後，在改編的時候要把它突出而不是掩蓋住。
我相信文學也是一樣，一個優秀的作家必須瞭解自己民族傳統中特別的性格，然後在自己的寫作中伸張這樣的特別性格。在中國，許多人都十分簡單地將現代性的寫作與其文學的傳統對立起來，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互相推進的關係，因爲一個民族的文學傳統並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變的，它是開放的，它是永遠無法完成和永遠有待於完成的。因此，文學的現代性是文學傳統的繼續，或者說是文學傳統在其自身變革時的困難活動。正是這樣的困難活動不斷出現，才使民族的傳統或者說是文學的傳統保持着健康的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