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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裏講講三個故事，你們可以當成真的來聽，也可以當成假的來聽，有時候真的就是假的，有時候假的就是真的，有時候現實其實是夢想，有時候夢想其實是現實。
第一個故事，我小時候，也就是“文革”時期，那時候我們偉大中國的兄弟都在亞、非、拉，我們無私地援助他們，尤其是對非洲兄弟，無私到把我們身上的褲子脫下來寄過去給他們穿，把我們碗裏的米飯倒出來寄過去給他們喫，把我們的農業專家送過去教他們種水稻，把我們的醫生送過去給他們治病。我父親是一個外科醫生，他差一點去了非洲，可是這個寶貴的名額讓別的醫生頂了，沒去成。我父親很遺憾，我更加遺憾，我的第一個夢想由此而生，就是長大以後做一名醫生去非洲，去拯救那裏的一個又一個生命。我覺得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長大以後我確實做了一名醫生，是牙醫，遺憾的是沒有拔過非洲兄弟的牙。然後我成了一名作家，二〇〇八年我在巴黎爲《兄弟》法文版做宣傳時，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一位多哥裔的女記者採訪了我，採訪結束後我們一起回想當年的中非友誼，她告訴我，中國的農業專家（男的）幫助他們種水稻，中國的醫生（男的）給他們治病，與此同時他們大面積和多哥女人偷情，生下大面積的孩子，這位多哥裔女記者的一個表弟就是中非友誼的結晶。“文革”結束以後，中國的農業專家和醫生返回中國，給多哥留下了一句諺語：中國人留下的孩子和留下的稻米一樣多。
第二個故事，我在中學的時候讀了《西遊記》，唐僧師徒去西天取經讓我浮想聯翩，我希望自己是孫悟空，做不成孫悟空做唐僧也行，做不成唐僧做沙和尚也行，如果連沙和尚也做不成，那就做豬八戒吧，只要能讓我去一次西天見見佛陀。我不是佛教徒，我是讀了《西遊記》纔有了這個夢想。十年前我終於有機會去了尼泊爾，飛機在加德滿都降落的那一刻，我就想着要去藍毗尼，那是唐僧取經的終點站，釋迦牟尼的故居和他創建的佛學院就在那裏。在加德滿都住了幾天後，我們一行四人來到了藍毗尼，我的夢想成爲現實了。佛學院的遺址露出地面清晰可見，釋迦牟尼的故居遺址在旁邊一個大帳篷裏。我們在四周虔誠地轉了一圈，然後走進釋迦牟尼的故居遺址，走進那個大帳篷，虔誠地繞着走過去，就在我感覺自己從未如此虔誠之時，口袋裏的手機突然響了一聲短信提示音，我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短信，打開手機看了看，是北京的一個陌生號碼發來的招嫖短信，說有學生妹、洋妞可供挑選。
第三個故事，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在意大利都靈的時候，恰好遇上耶穌的裹屍布在都靈大教堂展出，據說是每隔五十年才展出一次。這是一個盛大的儀式，歐洲各地的人，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都紛紛趕來。我讀過《聖經》，我是把《聖經》當成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讀完的，我雖然不是教徒，那一天我仍然懷着虔誠和敬畏之心前往。五十年才能目睹一次，這是多少人的夢想，我置身其中，感到這也是我的夢想。都靈大學的漢學家斯坦芬妮亞教授不僅爲我準備了進入的門票，還爲我帶上了一副望遠鏡。人們排着長隊走進去，以相同的步伐走向耶穌的裹屍布，中間不能停頓，走到最近處，裹屍布仍然有十來米遠，所以斯坦芬妮亞讓我用望遠鏡一邊看一邊走。那天都靈大教堂外面擠滿了攤販們的帳篷，銷售各種與耶穌有關或者無關的紀念品和商品。差不多十個月前，英國的戴安娜王妃因車禍死於法國巴黎，所以每個攤販的帳篷都掛滿了戴安娜像，顯然戴安娜像正是熱銷商品，我是在成百上千雙戴安娜的眼睛的注視下走過去，走進了大教堂。我當時的感覺是那麼的奇怪，經過人類的時尚，走向了人類的受難。
2017年5月13日 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