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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寫了三十三年小說了。數學不好，我剛纔掰着手指算，他們全部說完之後剛好算完，有三十三年。然後發現我對自己小說的瞭解，還不如紐約大學的張旭東教授。關於我的小說，張旭東說得比我更好。今天就不請他說了，歐陽江河爲了今天這個活動從去年四月份就開始準備了，準備了十個小時的發言，但是你今天得說少一點，說五個小時就夠了。（歐陽江河：我爭取在五分鐘之內說完。）
剛纔你們都在談虛構和非虛構，我的感覺是，我們這個世界是非虛構的，我們的現實是非虛構的，但是我們生存的方式其實是虛構的。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主觀和客觀的關係。非虛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虛構是一種主觀的表達。比如當我要寫一篇散文的時候，回憶我童年的某一段生活，依靠的是什麼，依靠的是我的記憶，但是記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有點虛構了，很多虛構的東西放進去了。假如要去寫一部紀實的作品，我要到某一個地方生活一段時間，要和很多人交談，並且做了錄音，很認真地把錄音整理出來。但是你採訪的那個被採訪者，他向你講述的也是主觀性的，他在講述某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在表達自己的情緒、觀點的時候，也有不同程度的虛構的成分在裏面。所以我覺得虛構作品和非虛構作品的區別，在於你在閱讀時候的感覺不一樣，非虛構告訴你這是真的，那個叫小說的虛構的是編的。
剛纔張旭東說到斯諾登事件，非虛構文本的優勢在於它建立在一個公衆所知的事件上。大家對於這個事件感興趣，以前有一部很著名的非虛構的文本《最長的一天》，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諾曼底登陸的，那本書我讀完了，很精彩。去閱讀非虛構作品的人，往往是對這個事件，或者對這個題材，對這麼一個生活狀態感興趣的人才會去閱讀。像我這樣對斯諾登事件感興趣的人，如果走進書店，有兩張桌子，一張桌子上擺着非虛構的關於斯諾登的書，另一張桌子上擺着虛構的關於斯諾登的書，我會毫不猶豫選擇那個非虛構的，很可能非虛構的寫得比那個虛構的還要虛構，但是你還會去選擇它，這是心理上的一種選擇。
虛構作品從寫作的角度來說更自由，沒有那麼多的限制。我也寫過非虛構的，散文也算非虛構，雖然寫散文時也會有虛構的成分。我的感受是寫虛構的東西比寫非虛構的相對來說自由度大很多。我想也可能是這個原因，爲什麼好的非虛構類的作品相對會少一點，是因爲很多作家寫着寫着受不了了，覺得受到的限制太多，還不如去瞎編。
說到小說文體的問題。那是八十年代，那時候我還年輕，很好奇，對寫作充滿了好奇，想這個嘗試一下，那個也嘗試一下。那時候我寫了三個流行的文體，一個是武俠小說《鮮血梅花》，一個是才子佳人小說《古典愛情》，那是中國傳統的，我還寫過一個偵探小說《河邊的錯誤》，我就用這三個文體各寫了一篇，那時候還沒有能力寫長篇小說。寫長篇小說不會再去幹這種戲仿的工作，覺得太虧了。中篇小說可以嘗試一下，所以寫了一個武俠小說，一個才子佳人小說，還有一個偵探小說。我覺得武俠和才子佳人比偵探寫得好一些，我說我自己，不能跟別人比，別人寫得都比我好。
我現在還是這樣一個觀點，一個年輕的作家，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應該多去嘗試一下不同風格的寫作，這對他將來的寫作會有很大的幫助。我寫了那麼多年以後才能理解到一點，就是文學是一條比自己的人生長得多的道路。這就好比我們應該鼓勵現在的年輕人，一定要多談戀愛，而且是上牀的戀愛，然後再考慮結婚。
2016年5月11日 紐約
當年布爾加科夫寫的莫斯科文聯，我們一讀怎麼很像北京文聯。關於《兄弟》，張旭東說到的“命名”是一個很專業的問題，也是被很多人疏忽的問題，你寫完以後，他們會說誰不知道“文革”時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不一樣，他們會這麼說的，但是你在寫之前沒有人會這麼寫，就是這樣。就是每一個命名其實都是和現實的一種對應關係，對於作家來說他不會隨便去寫，他肯定要考慮很多，就是爲什麼要這樣寫，爲什麼要有這樣一個命名的方式，後面是有動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