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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寫作了，差不多有四年時間我都在向川端康成學習，這期間發表了十多個短篇小說，都是小心翼翼的學徒之作，在我後來的集子裏沒有收入，我希望別人不知道我還有這樣的作品，可是批評家們不會放過我的過去，他們在評論我後來的作品時，越來越多地提到了這些習作。川端康成對於我寫作的意義就是讓我一開始就重視細部描寫，這爲我後來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後來寫作時的敘述無論是粗獷還是細膩，都不會忽略細部。與此同時，長時間迷戀一個作家並且學習他的寫作風格會讓學習者越來越受到侷限，到了一九八六年，川端康成對於我的寫作已經不是翅膀，而是陷阱了。
這時候非經驗出現了，我在川端康成的陷阱裏大聲喊叫救命的時候，卡夫卡剛好路過，他聽到了我的喊叫，走過來一把將我從陷阱里拉了出去。我在一部當時剛剛出版的《卡夫卡小說選》裏讀到了《鄉村醫生》，感謝命運的安排，讓我第一次讀到的卡夫卡小說是這一篇，這一篇並不是這部小說選集裏的第一篇，而且那時候我已經知道著名的《變形記》，只是沒有讀過，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我選擇了最先閱讀的是《鄉村醫生》，也許是因爲我不久前還是小鎮牙醫，出於對同行的興趣，想看看捷克鄉村醫生的故事。我讀完了，那是一九八六年初的冬天，我是蜷縮在被窩裏讀完的，南方冬天的屋裏沒有暖氣，我穿上毛衣和棉衣，坐在牀上，一根接着一根抽菸，把門窗緊閉的屋裏弄得煙霧繚繞，我以徹夜難眠的激動迎接這個非經驗時刻的來臨。
《變形記》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高於《鄉村醫生》，我個人也這麼認爲。如果我第一篇讀到的不是《鄉村醫生》，而是《變形記》的話，我不會如此激動，我會感到震撼。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裏醒來發現自己躺在牀上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卡夫卡不同凡響的開頭和此後絲絲入扣的描述讓我感受到了什麼是敘述的力量。沒錯，這是一個荒誕故事，與我當時熟悉的寫實故事絕然不同，可是卡夫卡在敘述這個荒誕故事時完全使用了寫實故事中的所有合理性描寫，變成了甲蟲的格里高爾·薩姆沙此後的遭遇和痛苦令人感同身受。《鄉村醫生》不一樣，可以這麼說，《變形記》是一個荒誕的故事，卻是寫實的筆法；《鄉村醫生》反其道而行之，是一個寫實的故事，卻是荒誕的筆法。一個醫生要出急診，病人和醫生之間隔着廣闊的原野，那時候狂風呼嘯大雪紛飛，醫生有馬車，可是他的馬在前一天凍死了，這樣糟糕的天氣裏，村裏沒人會把自家的馬借給他，醫生心煩意亂地踢開早已棄之不用的豬圈的門，差不多是想看看有沒有一頭豬能來拉他的馬車，結果裏面有一個馬伕和兩匹強壯的馬。一個不合理的開頭，接下去的描寫是一個不合理緊接着另一個不合理，通篇的不合理描寫組合起來後呈現出來的是整體的合理性。
在那個一九八六年冬天的晚上，一次非經驗的閱讀之後，我在寫作的囚籠裏得到了一份自由證書，這份自由證書就是《鄉村醫生》，然後囚籠打開了，我出去了，想奔跑就奔跑，想散步就散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川端康成把我引入寫作之門後，卡夫卡給予我的是寫作的自由。
我應該是在寫作《一九八六年》的中間寫下了《十八歲出門遠行》，可能是十月下旬的時候，我過幾天就要去北京參加《北京文學》的改稿會。《一九八六年》是中篇小說，我覺得沒法在筆會之前或者期間寫完，打算寫個短篇小說帶過去，可是寫什麼呢，不知道。正好剛剛在一張報紙的夾縫裏讀到一則新聞，一輛裝滿蘋果的卡車在路上拋錨了，結果住在附近的人把車上的蘋果搶光了。我想就寫寫這個吧，這是一次沒有構思的寫作，謝天謝地沒有構思，讓我開始了一次非經驗的寫作，如同小說裏的“我”在公路上“走過去看吧”和那個司機“開過去看吧”，我的寫作也是寫過去看吧。我在寫下遞給司機一支菸並給他點燃以爲可以搭車時，沒有想到接下去會寫司機一把推開“我”，讓“我”滾開，結果我這樣寫了；當我寫到強行上車時也沒想寫司機突然友好了，結果我這樣寫了，而且很快和司機親如兄弟；後來“我”爲了保護蘋果不被搶走被揍得遍體鱗傷時，也沒想到會寫司機坐上拖拉機走了，結果我這樣寫了，還寫了司機懷裏抱着“我”的紅書包。寫作的意外接連出現，令我在寫作的興奮裏一天就完成了初稿。
我帶着初稿去了北京，筆會期間修改完稿，交給我的責任編輯傅鋒，傅鋒讀完以後很興奮，馬上交給李陀，李陀當時是《北京文學》副主編，林斤瀾是主編。李陀讀完以後來到我的房間，滿臉欣喜地和我聊天，當時說的很多話已經忘了，可有一句話我終生不會忘記，就是李陀指着《十八歲出門遠行》的手稿對我說：“你已經走在中國文學的最前列了。”
現在年輕一代的作家可能不瞭解李陀，他後來的興趣越過了文學，去了更爲廣闊深遠的思想史那裏。但是在我年輕的時候，李陀是激進青年作家們的導師級的人物。他的讚揚對我的意義遠不止是對一個短篇小說的肯定，而且讓我在走上一條全新寫作之路時更加自信。
李陀後來在《雪崩何處》裏也寫到了當時的情景：
我很難忘記第一次閱讀《十八歲出門遠行》時的種種感受。那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個如以往一樣光禿禿的寒氣凜冽的冬天（其時《北京文學》正在一家服務低劣又髒兮兮的旅館中舉辦一個“改稿班”），編輯部的傅鋒鄭重地向我推薦了一篇小說，即餘華剛剛寫出的《十八歲出門遠行》。由於我當時正沉浸在一九八五年新潮小說勝利進軍的喜悅裏，從韓少功、張承志、阿城、馬原、莫言等人的小說中所獲得的閱讀經驗不僅使我激動不已，而且已經成爲一種十分活躍有力的因素進入我的“前理解”，從而控制了我的閱讀；然而《十八歲出門遠行》的閱讀卻一下子使我“亂了套”——伴隨着那種從直覺中獲得的藝術鑑賞的喜悅的是一種惶惑：我該怎樣理解這個作品，或者我該怎樣讀它？《十八歲出門遠行》發表於一九八七年一月號《北京文學》，而且是“頭條”。當我拿到刊物把它重新讀了一遍之後，我有一種模模糊糊的預感：我們可能要面對一種新型的作家以及我們不很熟悉的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