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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寫到戲劇性強的地方，最好不要寫他的心理活動，而叫他用行動說話，來表現他的精神面貌。如果在這時候加上心理描寫，故事的緊張就馬上弛緩下來。《水滸》上的魯智深、石秀、李逵、武松等人物的形象，往往用行動說話來表現他們的性格和精神面貌，這個寫法是很高明的。《水滸》上武松打虎的一段，寫武松見虎時心裏是怕的，但王少堂先生說評書又作了一番加工：武松看見了老虎，便說：“啊！我不打死它，它會傷人喲！好！打！”這樣一說，把武松這個英雄人物的性格表現得更有聲色了。這種藝術的誇張，是有助於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的！我們寫新英雄人物，要大膽些，對英雄人物的行動，爲什麼不可以作適當的藝術誇張呢？
爲了寫好人物，可以把五十萬字的材料只寫二十萬字；心要狠一些。過去日本鬼子燒了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把我一部十萬多字的小說原稿也燒掉了。後來，我把這十萬字的材料寫成了一箇中篇《月牙兒》。當然，這是其中的精華。這好比割肉一樣，肉皮肉膘全不要，光要肉核（最好的肉）。魯迅的作品，文字十分精煉，人物都非常成功，而有些作家就不然，寫到事往往就無節制地大寫特寫，把人蓋住了。最近，我看到一幅描繪密雲水庫上的人們幹勁沖天的畫，畫中把山畫得很高很大很雄偉，人呢？卻小得很，這怎能表現出人們的幹勁呢？看都看不到啊！事件的詳細描寫總在其次；人，纔是主要的。因爲有永存價值的是人，而不是事。
語言的運用對文學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作品文字色彩不濃，首先是邏輯性的問題。我寫作中有一個竅門，一個東西寫完了，一定要再念再念再念，念給別人聽（聽不聽在他），看念得順不順？準確不？彆扭不？邏輯性強不？……看看句子是否有不夠妥當之處。我們不能爲了文字簡練而簡略。簡練不是簡略、意思含糊，而是看邏輯性強不強，準確不準確。只有邏輯性強而又簡單的語言纔是真正的簡練。
運用文字，首先是準確，然後纔是出奇。文字修辭、比喻、聯想假如並不出奇，用了反而使人感到庸俗。講究修辭並不是濫用形容詞，而是要求語言準確而生動。文字鮮明不鮮明，不在於用一些有顏色的字句。一千字的文章，我往往寫三天，第一天可能就寫成，第二天、第三天加工修改，把那些陳詞濫調和廢話都刪掉。這樣做是否會使色彩不鮮明呢？不，可能更鮮明些。文字不怕樸實，樸實也會生動，也會有色彩。齊白石先生畫的小雞，雖只那麼幾筆，但墨分五彩，能使人看出來許多顏色。寫作對堆砌形容詞不好。語言的創造，是用普通的文字巧妙地安排起來的，不要硬造字句，如“他們在思謀……”，“思謀”不常用，不如用“思索”倒好些，既現成也易懂。寧可寫得老實些，也別生造。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我們是語言的運用者，要想辦法把“話”說好，不光是要注意“說什麼”，而且要注意“怎麼說”。注意“怎麼說”才能表現出自己的語言風格。各人的“說法”不同，各人的風格也就不一樣。“怎麼說”是思考的結果，侯寶林的相聲之所以逗人笑，並不只因他的嘴有功夫，而是因爲他的想法合乎笑的規律。寫東西一定要善於運用文字，苦苦思索，要讓人家看見你的思想風貌。
用什麼語言好呢？過去我很喜歡用方言，《龍鬚溝》裏就有許多北京方言。在北京演出還好，觀衆能懂，但到了廣州就不行了，廣州沒有這種方言。連翻譯也沒法翻譯。這次寫《女店員》我就注意用普遍話。推廣普遍話，文學工作者都有責任。用一些富有表現力的方言，加強鄉土氣息，不是不可以，但不要貪多；沒多少意義的，不易看懂的方言，乾脆去掉爲是。
小說中人物對話很重要。對話是人物性格的索隱，也就是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一個人物的性格掌握住了，再看他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就可以琢磨出他將會說什麼與怎麼說。寫對話的目的是爲了使人物性格更鮮明，而不只是爲了交代情節。《紅樓夢》的對話寫得很好，通過對話可以使人看見活生生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