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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何月何日起，我開始寫《駱駝祥子》？已經想不起來了。我的抗戰前的日記已隨同我的書籍全在濟南失落，此事恐永無對證矣。
這本書和我的寫作生活有很重要的關係。在寫它以前，我總是以教書爲正職，寫作爲副業，從《老張的哲學》起到《牛天賜傳》止，一直是如此。這就是說，在學校開課的時候，我便專心教書，等到學校放寒暑假，我才從事寫作。我不甚滿意這個辦法。因爲它使我既不能專心一志的寫作，而又終年無一日休息，有損於健康。在我從國外回到北平的時候，我已經有了去作職業寫家的心意；經好友們的諄諄勸告，我才就了齊魯大學的教職。在齊大辭職後，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沒有作職業寫家的可能。那時候，正是“一二八”以後，書業不景氣，文藝刊物很少，滬上的朋友告訴我不要冒險。於是，我就接了山東大學的聘書。我不喜歡教書，一來是我沒有淵博的學識，時時感到不安；二來是即使我能勝任，教書也不能給我象寫作那樣的愉快。爲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獨斷獨行的丟掉了月間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裏一時一刻也沒忘掉嘗一嘗職業寫家的滋味。
事有湊巧，在“山大”教過兩年書之後，學校鬧了風潮，我便隨着許多位同事辭了職。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風向，也沒同任何人商議，便決定在青島住下去，專憑寫作的收入過日子。這是“七七”抗戰的前一年。《駱駝祥子》是我作職業寫家的第一炮。這一炮要放響了，我就可以放膽的作下去，每年預計着可以寫出兩部長篇小說來。不幸這一炮若是不過火，我便只好再去教書，也許因爲掃興而完全放棄了寫作。所以我說，這本書和我的寫作生活有很重要的關係。
記得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閒談，隨便的談到他在北平時曾用過一個車伕。這個車伕自己買了車，又賣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還是受窮。聽了這幾句簡單的敘述，我當時就說：“這頗可以寫一篇小說。”緊跟着，朋友又說：有一個車伕被軍隊抓了去，哪知道，轉禍爲福，他乘着軍隊移動之際，偷偷的牽回三匹駱駝回來。
這兩個車伕都姓什麼？哪裏的人？我都沒問過。我只記住了車伕與駱駝。這便是駱駝祥子的故事的核心。
從春到夏，我心裏老在盤算，怎樣把那一點簡單的故事擴大，成爲一篇十多萬字的小說。
不管用得着與否？我首先向齊鐵恨先生打聽駱駝的生活習慣。齊先生生長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許多家養駱駝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來，我須以車伕爲主，駱駝不過是一點陪襯，因爲假若以駱駝爲主，恐怕我就須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與駱駝的情景了。若以車伕爲主呢，我就無須到口外去，而隨時隨處可以觀察。這樣，我便把駱駝與祥子結合到一處，而駱駝只負引出祥子的責任。
怎麼寫祥子呢？我先細想車伕有多少種，好給他一個確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確定了，我便可以把其餘的各種車伕順手兒敘述出來；以他爲主，以他們爲賓，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會環境，他就可以活起來了。換言之，我的眼一時一刻也不離開祥子；寫別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車伕們而外，我又去想，祥子應該租賃哪一車主的車，和拉過什麼樣的人。這樣，我便把他的車伕社會擴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紹進來。可是，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還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裏，我決定不許任何人奪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難想到的。人既以祥子爲主，事情當然也以拉車爲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車發生關係，我便能把祥子拴住，象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樹下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