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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與人，事與事，雖以車爲聯繫，我還感覺着不易寫出車伕的全部生活來。於是，我還再去想：颳風雲，車伕怎樣？下雨天，車伕怎樣？假若我能把這些細瑣的遭遇寫出來，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爲一個最真確的人，不但喫的苦，喝的苦，連一陣風，一場雨，也給他的神經以無情的苦刑。
由這裏，我又想到，一個車伕也應當和別人一樣的有那些喫喝而外的問題。他也必定有志願，有性慾，有家庭和兒女。對這些問題，他怎樣解決呢？他是否能解決呢？這樣一想，我所聽來的簡單的故事便馬上變成了一個社會那麼大。我所要觀察的不僅是車伕的一點點的浮現在衣冠上的、表現在言語與姿態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車伕的內心狀態觀察到地獄究竟是什麼樣子。車伕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與生命上的根據。我必須找到這個根源，才能寫出個勞苦社會。
由一九三六年春天到夏天，我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把祥子的生活與相貌變換過不知多少次——材料變了，人也就隨着變。
到了夏天，我辭去了“山大”的教職，開始把祥子寫在紙上。因爲醞釀的時期相當的長，蒐集的材料相當的多，拿起筆來的時候我並沒感到多少阻礙。一九三七年一月，“祥子”開始在《宇宙風》上出現，作爲長篇連載。當發表第一段的時候，全部還沒有寫完，可是通篇的故事與字數已大概的有了準譜兒，不會有很大的出入。假若沒有這個把握，我是不敢一邊寫一邊發表的。剛剛入夏，我將它寫完，共二十四段，恰合《宇宙風》每月要兩段，連載一年之用。
當我剛剛把它寫完的時候，我就告訴了《宇宙風》的編輯：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滿意的作品。後來，刊印單行本的時候，書店即以此語嵌入廣告中。它使我滿意的地方大概是：（一）故事在我心中醞釀得相當的長久，收集的材料也相當的多，所以一落筆便準確，不蔓不枝，沒有什麼敷衍的地方。（二）我開始專以寫作爲業，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寫作這一回事，所以雖然每天落在紙上的不過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筆的時候，心中並沒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時候長，筆尖上便能滴出血與淚來。（三）在這故事剛一開頭的時候，我就決定拋開幽默而正正經經的去寫。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機會，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時候，事情本沒什麼可笑之處，我也要運用俏皮的言語，勉強的使它帶上點幽默味道。這，往好裏說，足以使文字活潑有趣；往壞裏說，就往往招人討厭。《祥子》裏沒有這個毛病。即使它還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實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裏硬擠出來的。這一決定，使我的作風略有改變，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豐富，心中有話可說，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四）既決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的決定了文字要極平易，澄清如無波的湖水。因爲要求平易，我就注意到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恰好，在這時候，好友顧石君先生供給了我許多北平口語中的字和詞。在平日，我總以爲這些詞彙是有音無字的，所以往往因寫不出而割愛。現在，有了顧先生的幫助，我的筆下就豐富了許多，而可以從容調動口語，給平易的文字添上些親切，新鮮，恰當，活潑的味兒。因此，《祥子》可以朗誦。它的言語是活的。
《祥子》自然也有許多缺點。使我自己最不滿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點。因爲連載的關係，我必須整整齊齊的寫成二十四段；事實上，我應當多寫兩三段才能從容不迫的剎住。這，可是沒法補救了，因爲我對已發表過的作品是不願再加修改的。
《祥子》的運氣不算很好：在《宇宙風》上登刊到一半就遇上“七七”抗戰。《宇宙風》何時在滬停刊，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祥子》全部登完過沒有。後來，《宇宙風》社遷到廣州，首先把《祥子》印成單行本。可是，據說剛剛印好，廣州就淪陷了，《祥子》便落在敵人的手中。《宇宙風》又遷到桂林，《祥子》也又得到出版的機會，但因郵遞不便，在渝蓉各地就很少見到它。後來，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紙型買過來，它纔在大後方稍稍活動開。
近來，《祥子》好象轉了運，據友人報告，它已被譯成俄文、日文與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