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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寫了兩本戲，不妨在此作自我宣傳，以便招些譏詬。一本定名爲《歸去來兮》——原來想叫作《新罕默列特》，因恐被誤認爲阿司匹靈之類的東西，故換了一個與萬應錠一樣不着邊際的《歸去來兮》。再說呢，與《罕默列特》而不象，必定出醜，不如老實一些爲妥。還有，劇中主角本應是新“罕默列特”，可是寫來寫去，卻把別人寫得比他更有勁，他倒退居副位了。那麼，以他名劇，未免不大對題，《歸去來兮》這名兒便無此弊。
按着原來的計劃說，我失敗了。原來既想寫《罕默列特》，顯然的應寫出一個有頭腦，多考慮，多懷疑，略帶悲觀而無行動的人。但是，神聖的抗戰是不容許考慮與懷疑的。假若在今天而有人自居理想主義者，因愛和平而反對抗戰，或懷疑抗戰，從而發出悲觀的論調，便是漢奸。我不能使劇中的青年主角成爲這樣的人物，儘管他的結局是死亡，也不大得體。有了這個考慮，我的計劃便破滅了。是的，我還是教他有所顧慮，行動遲緩，可是他根本不是個懷疑抗戰者；他不過是因看不上別人的行動，而略悲觀頹喪而已。這個頹喪可也沒有妨礙他去抗戰。這樣一變動，他的戲就少了許多，而且他的人格也似乎有點模糊不清了。寫東西真不容易，儘管你先定好最完密的計劃，及至你一動筆，不定在哪裏你就離開了原路，而走到別處去。假若是寫小說，這樣的開岔道或者還容易繞個彎兒再走回來，而且還許不大露痕跡；寫劇本可沒有這麼方便，一猶豫便出毛病，因爲舞臺上都是單擺浮擱的東西，不許你拿不定主意啊！
除了上述的毛病而外，這個劇本，在我自己看，是相當完整的，誰知道放在舞臺上，它是什麼樣兒呢，單以一篇文藝作品說，我覺得它是我最好的東西。第一，這裏的諷刺都是由人與人、事與事的對照而來的，不是象我以往的作品那樣專由言語上討俏；這就似乎比較深刻了一些。第二，我寫出一位可愛的老畫家，和一位代替《罕默列特》裏的鬼魂的瘋婦人，我很喜歡他們兩個。老畫師的可愛是在其本人，瘋婦的可愛是因它在此劇中的作用。前者，在我的小說裏已經有過；後者，還是第一次的運用，在我的小說與劇本中都沒有用過。它是個活人，而說着作者所要說的話，並且很自然，因爲她有神經病。第三，文字相當的美麗，在末一幕還有幾隻短歌。將來有機會放在舞臺上，它的成敗如何，我不敢預言；不過，拿它當作一本案頭劇去讀着玩，我敢說它是頗有趣的。
《誰先到了重慶》是我最近寫完的四幕劇。
這本劇與我從前寫的那幾本都不同。假若要分類的話，我可以把上述的六本東西，分作三類：第一類是《殘霧》與《張自忠》——不管舞臺上需要的是什麼，我只按照小說的寫法寫我的。我的寫小說的一點本領，都在這二劇中顯露出來，雖然不是好戲，而有些好的文章。它們幾乎完全沒有技巧。第二類是《面子問題》與《大地龍蛇》。它們都是小玩藝兒。我絲毫不顧及舞臺，而只憑着一時的高興把它們寫成。第三類是《國家至上》與《歸去來兮》。《國家至上》演出過了，已證明它頗完整，每一閉幕，都有點效果，每人下場都多少有點交待；它的確象一齣戲。《歸去來兮》還沒有演出過，可是我自己覺得它是四平八穩，沒有專顧文字而遺忘了技巧，雖然我也沒太重視技巧。
總起來說，這六本戲中，技巧都不成爲重要的東西。原因是：（一）我不明白舞臺的訣竅，所以總要不來那些戲劇的花樣。（二）跟我寫小說一樣，我向來不跟着別人跑，我的好處與壞處總是我自己的。無論是小說還是劇本，我一向沒有采用過“祖國”和“原野”這類的字；我有意的躲着它們。這倒不是好奇立異，而是想但分能不摹仿，即不摹仿。對於戲劇，理當研究技巧，因爲沒有技巧便不足以使故事與舞臺有巧妙的結合。可是，我以爲，過重技巧則文字容易枯窘，把文字視爲故事發展的支持物，如砌牆之磚，都平平正正，而無獨立之美。我不願摹仿別人，而失去自己的長處。而且，過重技巧，也足使效果紛來，而並不深刻，如舊戲中的“硬裏子”，處處有板有眼，而無精彩之處。我不甚懂技巧，也就不重視技巧，爲得爲失，我也不大關心。
不過，《誰先到了重慶》這本戲，彷彿可拿出一點技巧來。是否技巧，我不敢說，反正我用了複壁，用了許多隻手槍，要教舞臺上熱鬧。這一回，我的眼睛是常常注意到舞臺的，將來有機會演出的時候，果否能照預期的這樣熱鬧，我不敢代它保險。我可是覺得，在人物方面，在對話方面，它都喫了點虧。我不懂技巧，而強耍技巧，多半是弄巧成拙，反把我的一點點長處丟失了，摹仿之弊大矣哉！劇本是多麼難寫的東西啊！動作少，失之呆滯；動作多，失之蕪亂。文字好，話劇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顧舞臺，失了文藝性；顧文藝，丟了舞臺。我看哪，還是去寫小說吧，寫劇太不痛快了！處處有限制，腕上如戴鐵鐐，簡直是自找苦頭喫！自然，我也並不後悔把時間與心血花在了幾個不成劇本的劇本上，喫苦原來就是文藝修養中當然的條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