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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七”抗戰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時寫兩篇長篇小說。這兩篇是兩家刊物的“長篇連載”的特約稿，約定：每月各登萬字，稿酬十元千字。這樣，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職業寫家矣。兩篇各得三萬餘字，暴敵即詭襲蘆溝橋，遂不續寫。兩稿與書籍俱存在濟南的齊魯大學內，今已全失。十一月，我從濟南逃出，直到去年夏天，始終沒有想過長篇。爲稍稍盡力於抗戰的宣傳，人家給我出什麼題，我便寫什麼；好壞不管，只求盡力；於是，時間與精力零售，長篇不可得矣。還有，在抗戰前寫作，選定題旨，可以從容蒐集材料，而後再從容的排列，從容的修改。抗戰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難得從容，乃不敢輕率從事長篇。再說，全面抗戰，包羅萬象，小題不屑於寫，大題又寫不上來，只好等等看。去年夏天到北碚，決定寫個中篇小說。原因：（一）天氣極熱，不敢回渝；北碚亦暑，但較渝清靜，故決留碚寫作。（二）抗戰中曾屢屢試寫劇本，全不象樣，友好多勸舍劇而返歸小說。（三）榮譽軍人蕭君亦五在碚服務，關於軍事者可隨時打聽。
天奇暑，乃五時起牀，寫至八時即止，每日可得千餘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五六萬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萬餘字，決於雙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一切停頓。廿日出院，仍須臥牀靜養。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雞；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於十一月中旬抵碚。廿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復，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約十一萬字，是爲《火葬》。
寫完，從頭讀閱一遍，自下判語：要不得，有種種原因使此書失敗：（一）五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二）天氣奇暑，又多病痛，非極勉強的把自己機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機械化了，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我不敢說。我的寫作生活一向是有規律的，這就是說，我永遠不晝夜不分的趕活，而天天把早半天劃作寫作的時間，寫多寫少都不管，反正過午即不再作，夜晚連信也不寫。不過，這細水長流的辦法也須在身體好，心境好的時候才能行得通。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時節，象去年夏天，就沒法不過度的勉強，而過度的勉強每每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菸，喝茶，愣着，擦眼鏡，在屋裏亂轉，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幾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麼？我早已精疲力盡！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這不是文藝創作，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文城。文城是地圖上找不出的一個地方，這就是說，它並不存在，而是由我心裏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佔了的城市，可是抗戰數年來，我並沒有在任何淪陷區住過。只好瞎說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便失去讀者連那裏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我寫了文城，可是寫完再看，連我自己也不認識了它！這個方法要不得！
不過，上述的一些還不是致命傷。最要命的是我寫任何一點都沒有入骨。我要寫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對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爲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驗。我只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裏面填滿。
抗戰文藝，談何容易！
有人說：戰爭是沒有什麼好寫的，因爲戰爭是醜惡的，破壞的。我以爲這個意見未免太偏。假若社會上的一切都可以作爲文藝材料，我不知道爲何應當單單把戰爭除外。假若文藝是含有獎善懲惡的目的，那麼戰爭正是善與惡的交鋒，爲什麼不可以寫呢？而且，今日的戰爭是全面的，無分前方後方，無分老少男女，處處全都受着戰爭的影響。歷史，在這一節段，便以戰爭爲主音。我們今天不寫戰爭和戰爭的影響，便是閉着眼過日子，假充糊塗。不錯，戰爭是醜惡的，破壞的；可是，只有我們能分析它，關心它，表現它，我們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滅戰爭與建立和平，假使我們因厭惡戰爭而即閉口無言，那便是丟失了去面對現實與真理的勇氣，而只好禱告菩薩賜給我們和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