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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已極顯明的分爲兩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們也有強詞奪理的一片道理好講。因此，在抵抗暴力與建設民主政治的這一半，不但是須用全力赴戰，打倒侵略，他們也必須闡揚他們的作戰的目的，而壓倒侵略者的愚弄與謊言。我們的筆也須作戰，不是爲提倡戰爭，頌揚戰爭，而是爲從戰爭中掘出真理，以消滅戰爭。我們即不能因冷淡戰爭，忽視戰爭，而就得到和平，那麼我們就必須把握住現實，從戰爭中取得勝利；只有“我們”取得勝利，世界纔有和平的曙光。我們要從醜惡中把美麗奪回，從破壞中再行建設。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個公民應負起的責任，爲什麼作家單不喜歡這個調調兒呢？
這可就給作家們找來麻煩。戰爭是多麼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們從何處說起呢？他們不知道戰術與軍隊的生活，不認識攻擊和防守的方法與武器，不曉得運輸與統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後方一切準備與設施。他寫什麼呢？怎麼寫呢？於是，連博學的蕭伯納老人也皺了眉，而說戰爭是沒有什麼可寫的了——我記得他似乎這麼說過。於是，戰時的出版物反倒讓一個政治家或官吏的報告——象威爾基的《天下一家》與克魯的《東京歸來》——或一位新聞記者的冒險的經歷，與一個戰士的日記，風行一時了。不錯，一本講戀愛故事的劇本，或是有十個嫌疑犯的殺人案的偵探小說，也能風行一時，銷售百萬，可是無奈讀者們的心中卻有個分寸，他們會辨別哪個是天下大事，哪個是無聊的閒書。等到事過境遷，人們若想看看反映時代的東西，他們會翻閱《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後花園裏的福爾摩司！而且他們會恥笑戰時的文人是多麼無聊，多麼淺薄，多麼懦弱！
從這一點來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關心戰爭，它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怯懦怎麼恰好是自取滅亡。可是，它的願望並不能挽救它的失敗。它的失敗不在於它不應當寫戰爭，或是戰爭並無可寫，而是我對戰爭知道得太少。我的一點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盪來盪去，始終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別人也都知道，我沒能給人們揭開一點什麼新的東西。我想多方面地去寫戰爭，可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戰爭不是不可寫，而是不好寫。
我曉得，我應當寫自己的確知道的人與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戰放在一旁，而只寫我知道的貓兒狗兒。失敗，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試寫我不知道的東西，我就永遠不想知道它了。什麼比戰爭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畝變成荒地，使黃河改了道，使城市變爲廢墟，使弱女子變成健男兒，使書生變爲戰士，使肉體與鋼鐵相抗。最要緊的，它使理想與妄想成爲死敵。我們不從這裏學習，認識，我們算幹嗎的呢？寫失敗了一本書事小，讓世界上最大的事輕輕溜過去纔是大事。假若文藝作品的目的專是爲給人娛樂，那麼象《戰爭與和平》那樣的作品便根本不應存在。我們似乎應當“取法乎上”吧？
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壞，就壞，因爲我寫的有時候相當的好，有時候極壞。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極壞，但否認瞎碰。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的東西。作家以爲好的，讀者未必以爲好，見仁見智，正自不易一致。不過，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卻知道得很清楚。象《火葬》這樣的作品，要是擱在抗戰前，我一定會請它到字紙簍中去的。現在，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一共用了四個多月的光陰。光陰即便是白用，可是飯食並不白來。十行紙——連寫鈔副本——用了四刀，約計一百元。墨一錠，一百廿元——有便宜一點的，但磨到底還是白的。筆每枝只能寫一萬上下字，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求人鈔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請問：下了這麼大的本錢，我敢輕於去丟掉麼？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沒法子不厚顏去發表。我並沒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這一點聲明，我並不爲求人原諒我自己，而是爲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假若社會上還需要文藝，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也非喫飯喝茶不可的動物。抗戰是艱苦的，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費比紙筆之費還要少的情形下，他們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