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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雖然很兇，但做的菜很好喫。在她的主持下，我家儘管不富裕，但過得也不憋屈。每個週末她都提着碩大的菜籃子進城採購各種肉類，幾乎所有的收入都用來喫掉用掉，我倆被她喂得滾瓜溜圓，白白胖胖。她進城大采購，他就與同事們騎着自行車去鄉下，帶着草帽端着魚竿在水塘釣魚，一去就是一整天，回來時，總能見到大大小小的鮮魚在簍中活蹦亂跳。這時，手腳麻利的她便會煮一鍋雪白鮮香的魚湯。那時，我感到我的童年生活是被這些魚湯幸福地浸泡着度過的。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我出落得比其他同齡人要高大健壯許多，動輒把同班男同學揪起來揍一頓，這還得益於他二人齊心協力餵養之功。
到了我五六歲的時候，大概是過夠了上班、下班、買菜、做飯的生活，抑或是不甘於就此困於廚房與車間，她將自己收拾收拾，重新燙了個頭便進城從商了，一個猝不及防的告別。失去了半邊天，只剩下我和他，家境頓時顯得不再豐盛，更談不上殷實。後來，我能見到她的時間就越來越少了，這個分別剛好卡在我的快速發育時期，長久的不相見，她在我腦中的形象越來越淡，依稀殘存在記憶中的，僅剩下一頓火辣辣胖揍，一次洗澡時的溫暖懷抱，一包她過年帶回來的葵花子。
剩下我和他，父女倆，過得怎麼樣，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了。成年之後，他也很少跟我描述當年究竟費了多大的勁兒才把我拉扯大。
內斂的他，註定是一個老實巴交的工人，不善社交，不使心眼，憑着一手好技術，帶着幾個徒弟，風平浪靜地過着。除了我，他還擁有一輛28式自行車，高高大大，在他足下風裏來雨裏去地來往於家、單位與學校之間。彼時小小的我坐在前槓，一回頭，小臉就蹭到他的胡楂上，硬硬的癢癢的，我在他的雙臂之間咯咯地笑，絲毫想不起她來。廠裏的叔叔阿姨們看見我們都要感嘆：不愧是做模具的，女兒就像是從一個模子裏印出來的，跟她媽媽長得簡直一模一樣。
再長大一點，前槓坐不下了，轉移到後座，他怕硌疼我，精心纏了層層疊疊的棉花。在那個鼓鼓的後座上，我像個小豬一樣，慢慢地長到一百多斤。
生活是一座大山，就這樣完完全全地壓在了這個中年男人身上，要上班，也要帶孩子。他的每一天除了處理工作上的大事小情，回家還得火急火燎地買菜做飯，好不容易騰出一雙手喘口氣，還得陪我寫作業，時不時指點一二。江西北部山區的冬天非常冷，那時候的取暖條件也很差，雖然他一直帶着工作時的紗手套，但刺骨的寒風和洗衣的涼水並沒有放過他。寫作文的時候我寫他有一雙佈滿青筋的大手，但其實他的手，永遠都是長滿凍瘡爛爛的樣子。儘管如此，被寵壞的我也從未想過要與他分擔絲毫。他總說看到我喫飯喫得很香就很開心，於是我就賣力地喫飯。平時他睡得很沉，讓我肆無忌憚地在他牀邊看電視，還說敲鑼打鼓都吵不醒他。是啊，每天都那麼累，怎麼會睡得不沉。
這些畫面現在想起來，只覺得給他寄多少錢都不夠償還。
那一年，她和他離婚，帶走了家裏唯一一臺先進電器——電視機。無聊的我整個暑假就在家裏翻箱倒櫃地找書看，淨是些當年他倆從廠裏圖書館裏“順”回來的世界名著。似懂非懂地看，然後懵懵懂懂地在筆記本上抄寫句子。他回來一看：“這孩子要悶傻了怎麼辦？”一咬牙，他跟同事借了五百塊錢，買回一臺小小的黑白電視機。
此後，那臺電視機就成了我唯一的精神食糧，我守着它看過香港迴歸的盛況，看過《泰坦尼克號》，看了無數的MTV，大大小小的音樂頒獎典禮。每個週六的傍晚是我和他最開心的時間，一邊喫着飯，一邊看着吳宗憲在《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裏面胡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