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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喫完早餐以後，坦尼婭·德沃爾金離開了西伯利亞的雅庫茨克——世界上最冷的城市。她乘坐一架蘇聯空軍的圖-16運輸機返回三千英里以外的首都莫斯科。機艙被設計成能裝下六個軍人，但飛機的設計者沒顧上考慮乘客的舒適度——座椅用扎人的鋁合金製成，而且沒有任何防噪音措施。航程歷時八個小時，中間有一次降落加油。因爲莫斯科和雅庫茨克相差六個時區，所以抵達後坦尼婭正趕上另一頓早餐。
儘管莫斯科是夏天，但坦尼婭仍然帶上了大衣和絨帽。走出機場以後，她打了輛車，讓司機把她送回蘇聯特權精英所住的政府公寓。坦尼婭和媽媽安雅，以及通常被暱稱爲德米卡的雙胞胎哥哥德米特里住在一起。她們家有三個臥室，但安雅卻總說只有以蘇聯標準這纔算是大：她小時候隨外祖父格雷戈裏住在柏林的外交官公寓，那時他們住的房子比這要豪華許多。
今早家裏非常安靜：媽媽和德米卡都上班去了。他們的外套都掛在大廳裏：坦尼婭的父親二十多年前在牆上敲了一排釘子。天氣很暖和，哥哥的黑色雨衣和媽媽的棕黃色外套都留在了家裏。坦尼婭把大衣掛在這些衣服旁邊，把手提箱放進了自己的臥室。她原本就沒指望他們在，但對母親不能爲自己燒茶，以及德米卡不能聽自己的冒險經歷而微微有些失望。她想過要不要去看看外祖父母，格雷戈裏和卡捷琳娜，他們住在這個公寓的另一層。但她馬上又想到自己沒有這個時間。她衝了個澡，換了套衣服，然後乘公共汽車前往蘇聯國家通訊社：塔斯社的總部。她是這裏的千多名記者之一，但像她這樣能夠在空軍噴氣機上飛來飛去的並不多。她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的文章能在不觸碰當局底線的情況下吸引年輕讀者的心。知名度高也爲她帶來了壞處——上面經常給她分派一些難度很大的採訪任務。
坦尼婭在餐廳裏喫了一碗加了酸奶油的蕎麥粥，然後去了自己所在的特別報道部。儘管已經名聲在外，但她還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她和同事們打了招呼，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把紙和墨桶放進打字機，接着開始寫起了報道。
飛機上很顛簸，根本寫不了字，不過她已經在腦子裏構思好了。因此現在可以根據筆記本上記錄的要點飛快地寫。報道鼓勵蘇聯年輕夫婦移居到西伯利亞從事採礦和鑽探業：這可不是項容易的任務。西伯利亞的監獄提供了足夠的壯勞動力，但文化水平不高。西伯利亞需要的是地質學家、工程師、測量員、建築師、化學家和管理人員。坦尼婭在報道中刻意避開了當地的男人，而是把筆墨放在了他們的妻子身上。報道一開頭，她就描繪了一個在零度以下的艱苦環境裏仍然能談笑風生的年輕母親克拉拉。
快到中午的時候，坦尼婭的編輯達尼爾·安託諾夫拿起放在托盤裏的稿紙讀了起來。他個子很矮，帶着新聞界裏不常見的禮貌優雅。“報道非常棒，”看了一會兒，他說，“剩下的什麼時候能給我？”
“我已經儘量打得很快了。”
安託諾夫吞吞吐吐地說：“你在西伯利亞的時候，聽到烏斯丁·波蒂安的消息了嗎？”波蒂安是個男高音歌唱家，他在意大利演出完回國的時候，被查出私帶了兩本《日瓦戈醫生》，現在被關在了勞改營。
坦尼婭的心因罪惡感而緊張地跳動着。安託諾夫懷疑她了嗎？作爲一個男人，他的直覺異常靈敏。“沒有。”她撒了個謊，“爲什麼這樣問？你聽說了什麼嗎？”
“什麼都沒有。”說完，安託諾夫走回了自己的辦公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