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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寫完第三篇報道時，彼得·奧普特金走到她的桌旁，叼着根菸看起她寫的報道來。奧普特金身材矮胖，皮膚粗糙，是特別報道部的總編。和達尼爾不同，他沒有編輯的資歷，而是作爲黨代表出現在這個部門的。他的任務是確保報道不違背克里姆林宮的準則，而他立足的唯一資本是刻板的教條主義。
看了前幾頁以後，奧普特金對坦尼婭說：“我告訴過你不要寫天氣的。”他來自於莫斯科以北的一個村莊，仍然帶着濃厚的蘇聯北方口音。
坦尼婭嘆口氣說：“彼得，有關西伯利亞的系列報道不可能不談到天氣。人人都知道那裏很冷，沒人會被糊弄的。”
“但你的報道通篇都是有關天氣的描寫。”
“這篇報道描寫的是一個來自莫斯科，有理想有追求的蘇聯婦女。講述她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下養活全家——重點刻畫的是她在西伯利亞的偉大經歷。”
安託諾夫加入了對話。“彼得，她說得對，”他說，“如果對西伯利亞的寒冷避而不談，讀者就會知道這篇報道全是在瞎說，他們就不會相信。”
“我不喜歡這樣。”奧普特金固執地說。
“你必須承認，”安託諾夫據理力爭，“坦尼婭把西伯利亞的生活描繪得非常激動人心。”
奧普特金想了一會兒，“也許你是對的，”他把報道放回托盤，“週六晚上我家有個聚會，”奧普特金轉換了個話題，“慶祝我女兒大學畢業。不知道你和你哥哥能來參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