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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寒冷的十一月，空氣中瀰漫着迷霧和地獄般的東德工廠散發出來的硫黃味。坦尼婭匆匆從華沙趕來，協助報道東德日益嚴重的危機。她覺得東德像是馬上要心臟病發作了似的。這裏的一切都陷入了停滯狀態。像是在複製1961年柏林牆豎立前的情況，許多人逃到西方，學校因爲缺少教師而關閉，醫院的骨幹人員在不斷流失。留下的人變得越來越失意，越來越憤怒。
東德新任總書記專注於制定和完善有關出國旅行的政策法規。他覺得如果能在這方面讓民衆滿意，其他的不滿也會煙消雲散。坦尼婭覺得他搞錯了——要求更多的自由很可能成爲東德人的一種習慣。11月6日，克倫茨頒佈了新的旅行法令，允許人們得到內政部許可便可出國旅行，隨身可以帶只能買一盤香腸和一罐啤酒的十五馬克。這個讓步受到了民衆的廣泛批評。11月9日這天，愈發絕望的總書記要召開一次新聞發佈會，披露另外一項有關旅遊的法令。
坦尼婭很同情東德人自由國外旅遊的渴望。她希望自己和瓦西里能得到同樣的自由。瓦西里是個世界聞名的作家，但只能以假名示人。瓦西里從來沒離開過他的書從沒出版過的蘇聯。他應該以個人名義去接受他的另一個自我所獲得的榮譽，感受對他的喝彩——坦尼婭想和他一起去。
很遺憾，她看不出東德政府會怎樣讓人民自由。一旦讓老百姓獲得自由，東德就不成其爲一個獨立國家了——不然當初也不會豎起一道柏林牆。如果允許公民自由旅行，幾百萬百姓會永遠離開東德。西德在婦女權益的問題上很古板，可能算是個保守國家。但和東德比起來，西德簡直像是個天堂。沒有哪個國家在大量流失具有創造力的年輕人之後還能繼續存在下去。因此，克倫茨不會願意讓東德人實現他們的首要願望。
因此，在六點之前去默赫倫路國際新聞中心的時候，坦尼婭並沒有抱有太多的期待。新聞發佈廳裏滿是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和攝像機。幾排紅椅子上已經坐滿了人，坦尼婭只能站在發佈廳四周的人堆裏。外國記者來了很多：他們嗅到了濃重的血腥味。
六點整，克倫茨的新聞官君特·沙博夫斯基和另外三個官員走進新聞發佈廳，坐在講臺上的桌子旁。他頭髮灰白，穿着灰色的西裝，打着灰色的領帶。沙博夫斯基是坦尼婭喜歡和信賴的那種幹吏。從六點到七點，他將宣佈內閣的變化和行政上的改革。
坦尼婭對共產黨政府巴結地迎合公衆對改變的需求感到非常喫驚。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在少數幾次這種情況出現之後，隨之而來的肯定是蘇聯軍隊的坦克。她極度痛苦地回憶起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1年團結工會的遭遇。不過，據哥哥所說，蘇聯不再有能力或是意願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了。坦尼婭不敢相信這竟然會是真的。她想象着自己和瓦西里可以沒有擔心地書寫事實的情形。他們迎來自由了嗎？真是太讓人難以想象了。
七點，沙博夫斯基宣佈了新的旅行法。“每個公民都可以通過邊境檢查站離開東德，”他說。這句話的意思不是很明白，幾個記者提問要求他給出解釋。
沙博夫斯基似乎也不是很明白。他戴上一副半月形的眼鏡，高聲讀出了法令的內容。“不需遵照現行護照要求、不需證明旅行的必須性或家庭關係，就可申請私人的國外旅行。”
儘管都是些故弄玄虛的法律術語，但內容聽上去不錯。有人問：“這部新法律什麼時候實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