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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大法小，刺蝟橫行，升斗小民都是溫順的兔子，縱然周身鐵甲，照樣遍體鱗傷。所謂“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不外乎三個原則：要辦法不要憲法、顧人情不顧國情、講治理不講道理。縣委書記一句話，勝似西天百卷經，法律算個鳥。圈內有句名言：權利無保障，即是無權利。現實即是如此。我是公民，有選舉權，但從沒投過票；我依法納稅，有知情權，可從來不知誰花了我的錢，花在什麼地方。想來無非幾個去處：或爲杯中酒，或爲盤中饈，或爲賭檯豪博之資，或爲小姐胯下之費，反正沒人敢過問，花錢的理直氣壯，掏錢的忍氣吞聲。律師以維護當事人權益爲天職，其實自己的權益也沒有保障。執業證一年一審，年年繳費，1999年五千多，2000年四千多，今年降了一些，兩千五百五十元。其中大部分叫註冊費，其實是律協的會費，我連續交了十四年。明知這事違反了國務院的規定，一無依據，二無道理，絕對是亂收費，不過收錢的全是大爺，惹不起躲得起，只有忍痛掏腰包。全國十三萬律師中不乏高人，有名教授、大學者，人人精通法律，個個舌燦蓮花，沒一個敢稍有微詞。

這權利沒法主張。發文收費的是財政局的大爺，雖然文件違法，可該大爺只發文件不收錢，這在法律上叫做“抽象行政行爲”，不可起訴。律協的大爺按文件辦事，只要文件沒撤銷，收錢就是合法行爲，所謂“惡法亦法”，不能起訴。這事外行很難理解，打個比方：流氓教唆瘸子打啞巴，啞巴他爹過來評理，流氓說：我肯定沒責任，又不是我打的。再去找瘸子，瘸子也有道理：流氓叫我打，我敢不打嗎？

在這裏，律師就是那苦命的啞巴，而且更慘，他連個爹都沒有，只有一羣狠心的後媽。

幾千塊不算什麼，我捱過更鋒利的刀。1993年一個執行案，標的很小，說好了律師費給兩千七。那時沒經驗，也沒帶當事人，自己就去了法院。被執行人是郊外的一家養殖場，法官開車，走到一半說要加油，我當然識相，掏了一百多。加完油已經中午了，先喫飯，又是三百多。喫完飯當然要休息一會兒，進了一家美容院，兩位法官又洗面又推油，我一看這陣勢，立馬縮成一團：錢不夠，麻煩了。趕緊回去找老潘借錢。回來時晚了點，老闆娘正跟法官要錢，法官當然不肯給，吵得一塌糊塗。我趕緊買單，整九百。一位法官皮笑肉不笑地問我：“原來你不着急啊？那回去吧，別執行了。”我連連道歉，還不能說借錢，只說有點急事。法官點點頭：“哦，原來有急事，爹死了還是娘死了？”我不敢接話，另一位法官戳着我的腦門，語聲悠長：“你架子挺大啊，魏——律——師！出來辦事還讓法官等，法院是你——家——開——的？”我再三賠罪，兩位尊者不爲所動，連聲作獅子吼。最後美容院老闆娘都看不下去了，說行了吧，人家小夥子挺老實的，你們要喫了他啊？衆所周知，法官六親不認，唯獨敬愛老鴇，這才平息了風波，開車繼續前進。到了養殖場，工人說老闆不在，法官攤攤手：“老闆不在，改天再來！”我知道沒戲了，拿着發票去找當事人，當事人不肯報銷，指着鼻子質問我：“我請你幹什麼的？要錢！你他媽乾的什麼？花錢！我他媽傻啊？不會自己花？”

那夜裏雨下得很大，我走了四十里，終於回到住處。那是一間低矮潮溼的農民房，月租一百三十元。我一頭紮在牀上，感覺周身寒徹，很想大哭一場，可一滴淚都哭不出來，只有滿身雨水冰冷而緩慢地流淌。

那年我二十四，很窮，也很善良。每個好孩子都有人疼，唯獨我沒有。

那夜的雨水即是我的河流。十四年來我曳尾其中，所見只有猩紅的大嘴和白森森的長牙。我曾經血流滿身，皮開肉綻，終於生出了一身鱗甲。這河中別無營養，我以淤泥爲食，以旋渦爲家，久而久之，每一個鱗片都變成了刀。

陳杰完了。看着他上了警車，我心裏隱隱有點難受：這小子不算太壞，死得太早了，才二十五。

這計劃非常周全，除了最後那兩萬，剩下的三十三萬全是假鈔。精品印尼海盜版，有水印，有防僞線，做工精美，肉眼幾乎無法分辨。放錢的櫃子正對超市入口，人來人往，我料定他不敢當場驗貨，最多隔着袋子數一數。數的時候心驚膽戰，肯定不會注意底部那幾袋軟綿綿的東西。

那是四袋玉米精粉，淨重六百三十克。每袋都摻了半顆搖頭丸粉，其中含有微量的MDMA，不是中國移動的新產品，而是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學名甲基苯丙胺，俗稱冰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