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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以後不到一年,戴望舒舉家由上海遷到香港,與許地山等人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任理事,後在文協舉辦的文學講習所講課。這期間他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起出版《耕耘》雜誌。1938年8月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創刊,他決心在敵人入侵造成的“陰霾氣候”中掙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與港岸周遭的燈光盡一點照明之責”。國內的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許多作家,都成了《星座》的作者。該刊成爲當時文化界支持以文藝爲武器、爲民族危亡盡力的一個重要陣地。1939年戴望舒和艾青主編《頂點》,宣傳抗日。
1941年末,香港淪陷。1942年春,戴望舒被日寇逮捕入獄,受盡酷刑,仍自守堅節,保持了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崇高的民族氣節。在獄中,他寫下了《獄中題壁》、《我用殘損的手掌》等光輝的詩篇,後經葉靈鳳保釋出獄。出獄後,戴望舒既無固定收入的職業,又患了嚴重的哮喘,只能在苦難和屈辱中企盼着民族的解放,他此時的心情,被生動地記錄在了《等待》、《等待其二》等詩篇中。
抗戰勝利後,戴望舒回到上海,在上海師範專科學校任教,並進行著、譯、研究等工作。1948年,因參加民主運動受國民黨政府通緝,他再次輾轉香港。1949新中國成立,戴望舒帶着喜悅激動的心情,帶着兩個女兒,和詩人卞之琳一起回到北京。然而在長期的鬥爭生活和不幸的婚姻生活中,戴望舒身體狀況日下,不久之後的1950年2月8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至此,“一個決心爲人民服務的有才能的抒情詩人”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留給世人的是他那道悠長且溼漉的雨巷。
斯人已逝,託體同山阿。但戴望舒詩歌在幾經命運沉浮後,魅力不減,風行幾十載。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的詩歌標示了現代詩歌流變和發展的方向——在新詩發展的大浪淘沙中,無數的詩人和詩作曾經名噪一時,而最終湮沒無聞,可是戴望舒融合了中國古典詩詞的優美意象和西方現代派的表現手法,苦心孤詣,用心靈陶鑄詩歌,終於寫出了擁有自己獨特風格和色調的詩歌。
戴望舒的詩,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