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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來,鄉村工作的朋友們說鄉下人愚,顯然不是指他們智力不及人,而是說他們知識不及人了。這一點,依我們上面所說的,還是不太能自圓其說。至多是說,鄉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識上是不及城市裏人多。這是正確的。我們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說鄉下多文盲是因爲鄉下本來無需文字眼睛呢?說到這裏,我們應當討論一下文字的用處了。
我在上一篇裏說明了鄉土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這種社會的人是在熟人里長大的。用另一句話來說,他們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見面的。在社會學裏我們稱之作Face-to- face Group,直譯起來是“面對面的社羣”。歸有光的《項脊軒記》裏說,他日常接觸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腳步聲來辨別來者是誰。在“面對面的社羣”裏甚至可以不必見面而知道對方是誰。我們自己雖說是已經多少在現代都市裏住過一時了,但是一不留心,鄉土社會里所養成的習慣還是支配着我們。你不妨試一試,如果有人在你門上敲着要進來,你問:“誰呀!”門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個大聲的“我”。這是說,你得用聲氣辨人。在面對面的社羣裏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報姓的。很少太太會在門外用姓名來回答丈夫的發問。但是我們因爲久習於這種“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時候用到了門內人無法辨別你聲音的場合。我有一次,久別家鄉回來,在電話裏聽到了一個無法辨別的“我呀”時,的確鬧了一個笑話。
“貴姓大名”是因爲我們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聲、聲氣,甚至氣味,都可以是足夠的“報名”。我們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們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個鄉土社會。
文字發生之初是“結繩記事”,需要結繩來記事是爲了在空間和時間中人和人的接觸發生了阻礙。我們不能當面講話,才需要找一些東西來代話。在廣西的瑤山裏,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銅錢到別的部落裏去,對方接到了這記號,立刻派人來救。這是“文字”,一種雙方約好代表一種意義的記號。如果是面對面可以直接說話時,這種被預先約好的意義所拘束的記號,不但多餘,而且有時會詞不達意引起誤會的。在十多年前青年們講戀愛,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通行着寫情書,很多悲劇是因情書的誤會而發生的。有這種經驗的人必然能痛悉文字的限制。
文字所能傳的情、達的意是不完全的。這不完全是出於“間接接觸”的原因。我們所要傳達的情意是和當時當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當時當地的情意記了下來,如果在異時異地的圜局中去看,所會引起的反應很難盡合於當時當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應。文字之成爲傳情達意的工具常有這個無可補救的缺陷。於是在利用文字時,我們要講究文法,講究藝術。文法和藝術就在減少文字的“走樣”。
在說話時,我們可以不注意文法。並不是說話時沒有文法,而且因爲我們有着很多輔助表情來補充傳達情意的作用。我們可以用手指指着自己而在話裏喫去一個“我”字。在寫作時卻不能如此。於是我們得儘量地依着文法去寫成完整的句子了。不合文法的字詞難免引起人家的誤會,所以不好。說話時我們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顯得迂闊,而且可笑。這是從書本上學外國語的人常會感到的痛苦。
文字是間接的說話,而且是個不太完善的工具。當我們有了電話、廣播的時候,書信文告的地位已經大受影響。等到傳真的技術發達之後,是否還用得到文字,是很成問題的。
這樣說來,在鄉土社會里不用文字絕不能說是“愚”的表現了。面對面的往來是直接接觸,爲什麼舍此比較完善的語言而採取文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