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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想在這裏推進一步說，在“面對面社羣”裏，連語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採取的工具。語言本是用聲音來表達的象徵體系。象徵是附着意義的事物或動作。我說“附着”是因爲“意義”是靠聯想作用加上去的，並不是事物或動作本身具有的性質。這是社會的產物，因爲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爲的時候，個人才需要有所表達；而且表達的結果必須使對方明白所要表達的意義。所以象徵是包括多數人共認的意義，也就是這一事物或動作會在多數人中引起相同的反應。因之，我們絕不能有個人的語言，只能有社會的語言。要使多數人能對同一象徵具有同一意義，他們必須有着相同的經歷，就是說在相似的環境中接觸和使用同一象徵，因而在象徵上附着了同一意義。因此在每個特殊的生活團體中，必有他們特殊的語言，有許多別種語言所無法翻譯的字句。
語言只能在一個社羣所有相同經驗的一層上發生。羣體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經驗愈繁雜，發生語言的一層共同基礎也必然愈有限，於是語言也愈趨於簡單化。這在語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在一個社羣所用的共同語言之外，也必然會因個人間的需要而發生許多少數人間的特殊語言，所謂“行話”。行話是同行人中的話，外行人因爲沒有這種經驗，不會懂的。在每個學校裏，甚至每個寢室裏，都有他們特殊的語言。最普遍的特殊語言發生在母親和孩子之間。
“特殊語言”不過是親密社羣中所使用的象徵體系的一部分，用聲音來作象徵的那一部分。在親密社羣中可用來作象徵體系的原料比較多。表情、動作，因爲在面對面的情境中，有時比聲音更容易傳情達意。即使用語言時，也總是密切配合於其他象徵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說：“真是那個！”同時眉毛一皺，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膚一緊，用手指在頭髮裏一插，頭一沉，對方也就明白“那個”是“沒有辦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樣的兩個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裏，意義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語言”常是特別有效，因爲它可以擺脫字句的固定意義。語言像是個社會定下的篩子，如果我們有一種情意和這篩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過去。我想大家必然有過“無言勝似有言”的經驗。其實這個篩子雖則幫助了人和人間的瞭解，而同時也使人和人間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實際情意都走了一點樣。我們永遠在削足適履，使感覺敏銳的人怨恨語言的束縛。李長吉要在這束縛中去求比較切近的表達，難怪他要嘔盡心血了。
於是在熟人中，我們話也少了，我們“眉目傳情”，我們“指石相證”，我們拋開了比較間接的象徵原料，而求更直接的會意了。所以在鄉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餘的，連語言都並不是傳達情意的唯一象徵體系。
我決不是說我們不必推行文字下鄉，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已開始拋離鄉土社會，文字是現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鄉土社會中的文盲，並非出於鄉下人的“愚”，而是由於鄉土社會的本質。我而且願意進一步說，單從文字和語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個社會中人和人的瞭解程度是不夠的，因爲文字和語言，只是傳情達意的一種工具，並非唯一的工具，而且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傳的情、能達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鄉的人，必須先考慮到文字和語言的基礎，否則開幾個鄉村學校和使鄉下人多識幾個字，也許並不能使鄉下人“聰明”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