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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親密的血緣社會中商業是不能存在的。這並不是說這種社會不發生交易，而是說他們的交易是以人情來維持的，是相互饋贈的方式。實質上饋贈和貿易都是有無相通，只在清算方式上有差別。以饋贈來經營大規模的易貨在太平洋島嶼間還可以看得到。Malinowski所描寫和分析的Kulu制度就是一個例證。但是這種制度不但複雜，而且很受限制。普通的情形是在血緣關係之外去建立商業基礎。在我們鄉土社會中，有專門作貿易活動的街集。街集時常不在村子裏，而在一片空場上，各地的人到這特定的地方，各以“無情”的身份出現。在這裏大家把原來的關係暫時擱開，一切交易都得當場算清。我常看見隔壁鄰舍大家老遠地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換清楚之後，又老遠地揹回來。他們何必到街集上去跑這一趟呢，在門前不是就可以交換的麼？這一趟是有作用的，因爲在門前是鄰舍，到了街集上纔是“陌生”人。當場算清是陌生人間的行爲，不能牽涉其他社會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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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前後河北清河的路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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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禮
從街集貿易發展到店面貿易的過程中，“客邊”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緣性社區邊緣上的外邊人成了商業活動的媒介。村子裏的人對他可以講價錢，可以當場算清，不必講人情，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裏開店面的，除了窮苦的老年人擺個攤子，等於是乞丐性質外，大多是外邊來的“新客”。商業是在血緣之外發展的。
地緣是從商業裏發展出來的社會關係。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而地緣卻是契約社會的基礎。契約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約定。在訂定契約時，各人有選擇的自由，在契約進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個同意的權力去支持。契約的完成是權利義務的清算，須要精密的計算，確當的單位，可靠的媒介。在這裏是冷靜的考慮，不是感情，於是理性支配着人們的活動——這一切是現代社會的特性，也正是鄉土社會所缺的。
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轉變，也是社會史上的一個大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