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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集子裏所收的十四篇論文是從我過去一年所講“鄉村社會學”的課程中所整理出來的一部分。我這門課程已講過好幾遍，最初我採用美國的教本作參考，覺得不很愜意，又曾用我自己調查的材料講，而那時我正注意中國鄉村經濟一方面的問題，學生們雖覺得有興趣，但是在“鄉村社會學”中講經濟問題未免太偏，而且同時學校有“土地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制度”等課程，未免重複太多。過去一年我決定另起爐竈，甚至暫時撇開經濟問題，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揮。初次試驗離開成熟之境還遠，但這也算是我個人的一種企圖。
以我個人在社會學門內的工作說，這是我所努力的第二期。第一期的工作是實地的社區研究。我離開清華大學研究院之後就選擇了這方面。二十四年的夏天，我和前妻王同惠女士一同到廣西瑤山去研究當地瑤民的生活。那年冬天在山裏遭遇了不幸，前妻未獲生回，我亦負傷，一直在廣州醫院度過了春天才北返。在養病期間，我整理了前妻的遺稿，寫成了《花籃瑤社會組織》。二十五年夏天我到自己家鄉調查了一個村子，秋天到英國，整理材料，在老師Malinowski教授指導之下，寫成了Peasant Life in China一書，在二十七年返國前付印，二十八年出版。返國時抗戰已進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從安南入雲南，住下了，得到中英庚款的資助，在雲南開始實地研究工作，寫出了一本《祿村農田》。後來得農民銀行的資助，成立了一個小規模的研究室，附設於雲南大學，系雲大和燕京大學合作機關。我那時的工作是幫忙年輕朋友們一起下鄉調查，而且因爲昆明轟炸頻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遷到呈貢，古城村的魁星閣。這個研究室從此得到了“魁閣”這個綽號。我們進行的工作有好幾個計劃，前後參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結果的是：張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業》、《玉村土地與商業》、《洱村小農經濟》，史國衡先生的《昆廠勞工》、《箇舊礦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鎮的基層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邊民的擺》、《內地女工》，胡慶鈞先生的《呈貢基層權力結構》。其中有若干業已出版。我是魁閣的總助手，幫着大家討論和寫作，甚至抄鋼筆板和油印。三十二年我到美國去了一年，把《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和《玉村土地與商業》改寫英文，成爲Earthbound China一書，《昆廠勞工》改寫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三十三年回國，我一方面依舊繼續做魁閣的研究工作，同時在雲大和聯大兼課，開始我的第二期工作。第二期工作是社會結構的分析，偏於通論性質，在理論上總結並開導實地研究。《生育制度》是這方面的第一本著作，這本《鄉土中國》可以說是第二本。我在這兩期的研究工作中雖則各有偏重，但在性質上是聯貫的。爲了要說明我選擇這些方向來發展中國的社會學的理由，我不能不在這裏一述我所認識的現代社會學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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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是最年輕的一門。孔德（Comte）在他《實證哲學》裏採取這個名字到現在還不過近一百年，而孔德用這名詞來預言的那門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應當相等於現在我們所謂“社會科學”的統稱。斯賓塞（Spencer）也是這樣，他所謂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現象的總論。把社會學降爲和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等社會科學並列的一門學問，並非創立這名稱的早年學者所意想得到的。
社會學能不能成爲一門特殊的社會科學其實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這裏牽涉到了社會科學領域的分劃。如果我們承認政治學、經濟學有它們特殊的領域，我們也承認了社會科學可以依社會制度加以劃分：政治學研究政治制度，經濟學研究經濟制度等。社會現象能分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門社會科學。現在的社會學，從這種立場上說來，只是個沒有長成的社會科學的老家。一旦長成了，羽毛豐滿，就可以鬧分家，獨立門戶去了。這個譬喻確說明了現代社會學中的一個趨勢。
譏笑社會學的朋友曾爲它造下了個“剩餘社會科學”的綽號。早年的學者像孟德斯鳩，像亞當斯密，如果被稱作社會學家並非過分，像《法意》，像《原富》一類的名著，包羅萬象，單說是政治學和經濟學未免偏重。但是不久他們的門徒們把這些大師們的餘緒發揮申引，蔚成家數，都以獨立門戶爲榮，有時甚至討厭老家的淵源。政治學、經濟學既已獨立，留在“社會學”領域裏的只剩了些不太受人問津的、雖則並非不重要的社會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有一個時期，社會學抱殘守缺地只能安於“次要制度”的研究裏。這樣，它還是守不住這老家的，沒有長成的還是會長成的。在最近十多年來，這“剩餘領域”又開始分化了。
在這次大戰之前的幾年裏，一時風起雲湧地產生了各種專門性質的社會學，好像孟漢（Karl Mannheim）的知識社會學，Joachim Wach的宗教社會學，葉林（Eugen Ehrlich）的法律社會學，甚至人類學家斐司（Raymond Firth）稱他We，the Tikopia的調查報告作親屬社會學。這種趨勢發展下去，都可以獨立成爲知識學、宗教學、法律學和親屬學的。它們還願意拖着社會學的牌子，其實並不是看得起老家，比政治學和經濟學心腸軟一些，而是因爲如果直稱知識學或宗教學就不易和已經佔領着這些領域的舊學問相混。知識學和知識論字面上太近似，宗教學和神學又使人不易一見就分得清楚。拖着個“社會學”的名詞表示是“以科學方法研究該項制度”的意思。“社會學”這名詞在這潮流裏表面上是熱鬧了，但是實際上卻連“剩餘社會科學”的綽號都不夠資格了，所剩的幾等於零了。
讓我們重回到早期的情形看一看。在孔德和斯賓塞之後有一個時期許多別的科學受了社會學的啓發，展開了“社會現象和其他現象交互關係”的研究，我們不妨稱作“邊緣科學”。這種研究在中國社會學中曾佔很重要的地位。我記得在十五年左右以前，世界書局曾出過一套“社會學叢書”，其中主要的是：社會的地理基礎、心理基礎、生物基礎、文化基礎等的題目。孔德早已指出宇宙現象的級層，凡是在上級的必然以下級爲基礎，因之也可以用下級來“解釋”上級。社會現象正處於頂峯，所以從任何其他現象都可以用來解釋它的。從解釋進而成爲“決定論”，就是說社會現象決定於其他現象。這樣引誘了很多在其他科學裏訓練出來的學者進入社會學裏來討論社會現象，因而在社會學裏引成了許多派別：機械學派、生物學派、地理學派、文化學派。蘇洛金（Sorokin）曾寫了一本《當代社會學學說》來介紹這許多派別。這書已有中譯本（黃凌霜譯，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在這裏不必贅述。
雖則蘇洛金對於各家學說的偏見很有批評，但是我們得承認“邊緣科學”的性質是不能不“片面”的。着眼於社會現象和地理接觸邊緣的，自不能希望他會顧到別的邊緣。至於後來很多學者一定要比較哪一個邊緣爲“重要”，因而發生爭論，實在是多餘的。從邊緣說，關係是衆多的，也可以是多邊的，偏見的形成是執一廢百的結果。社會學本身從這些“邊緣科學”所得的益處，除了若干多餘的爭論外還有多少，很難下斷語，但是對於其他科學卻引起了很多新的發展，好像人文生物學、人文地理等等，在本世紀的前期有了重要的進步，不能不說是受了社會學的影響。
社會現象有它的基礎，那是無從否認的；其他現象對社會現象發生影響，也是事實；但是社會學不能被“基礎論”所獨佔，或自足於各種“決定論”，那也是自明的道理。社會學躲到這邊際上來是和我上述的社會科學分家趨勢相關的。堂奧既被各個特殊社會科學佔領了去，社會學也只能退到門限上，站在門口還要互爭誰是大門，怎能不說是可憐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