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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於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實爲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更爲不倫。元明以下，雖懸程朱經說爲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爲當時之宗教。明代極多遵陸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並未爲政治所嚴格束縛，宗教則更不論矣。
若謂中國學術，尚未演進於西洋現代科學之階段，故以興西洋中古時期相比論；此亦不然。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其政治組織乃受一種相應於中國之天然地理的學術思想之指導，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統之境界。此種和平的大一統，使中國民族得繼續爲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遞嬗。因此空中天國之宗教思想，在中國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國政制常偏重於於中央之凝合，而不重於四圍之吞併。其精神亦常偏於和平，而不重於富強；常偏於已有之完整，而略於未有之侵獲；對外則曰“昭文德以來之”，對內則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爲學，常重於人事之協調，而不重於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學，正如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同樣無在中國自己產生之機緣。
中國在已往政治失其統一，社會秩序崩潰，人民精神無可寄託之際，既可接受外來之“宗教”，（如魏、晉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國在今日列強紛爭，專仗富強以圖存之時代，何嘗不可接受外來之“科學”？惟科學植根應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即政治稍上軌道，社會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寧是也。（此與宗教輸入之條件恰相反。）而我國自晚清以來，政治驟失常軌，社會秩序，人民心理，長在極度搖兀不安之動盪中。此時難謀科學之發達，而科學乃無發達餘地。論者又倒果爲因，謂科學不發達，則政治、社會終無出路。又輕以中國自來之文化演進，妄比之於西洋之中古時期，乃謂非連根剷除中國以往學術之舊傳統，即無以萌現代科學之新芽。彼仍自居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實並不如此。此又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
<h4>十</h4>
請再言社會組織。近人率好言中國爲“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爲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以學術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學術流於民間，既不爲貴族世家所獨擅，又不爲宗教寺廟所專有。平民社會傳播學術之機會，既易且廣，而學業即爲從政之階梯，白衣卿相，自秦以來即爾。既無特殊之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經濟情況而論，中國雖稱以農立國，然工商業之發展，戰國、秦、漢以來，已有可觀。惟在上者不斷加以節制，不使有甚貧、甚富之判。又政府獎勵學術，重用士人，西漢之季，遂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語。於是前漢“貨殖”“遊俠”中人，後漢多走入“儒林”“獨行傳”中去。所以家庭溫飽，即從事學問，而一登仕宦，則束身禮義之中。厚積爲富，其勢不長，然亦非有世襲之貴人也。
井田制既廢，民間田畝得自由買賣，於是而有兼併。然即如前漢封君，亦僅於衣租食稅而止。其封邑與封戶之統治，仍由國家特派官吏。以國家法律而論，封君之興與封戶，實同爲國家之公民。後世如佃戶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辦，則佃戶之賣田納租于田主，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係，不得目田主爲貴族、爲封君，目佃戶爲農奴、爲私屬。土地既非采邑，即難“封建”相擬。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
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爲“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爲中國社會必居於此二之一，既不爲“工商資本”之社會，是必“貴族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制者，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已往歷史演變言之。
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制”，僅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已往社會，亦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爲一時流行之說而已。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真，勇於據他人之說，別有存心藉爲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