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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爲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爲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痗,莫如並廢文字,創爲羅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爲良弓之藏。
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爲‘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
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爲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爲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爲!”
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爲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於孔、老之爲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誾曶而無知,何願更爲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瓿,而我國人仍將爲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
<h4>四</h4>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
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爲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
其次有春秋,爲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爲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爲主,後人譏之爲“相斫書”焉。
又其次爲史記,乃爲以人物爲中心之新史,徵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
又其次爲漢書,爲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